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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书院案上诉者:7年,没等到一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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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浦 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罗伟是豫章书院事件中第一个报案的受害者。从豫章书院逃离后,罗伟一直在寻求一句道歉。可惜,无论是亲手把他送进豫章书院的父母,还是被他指责曾对他施暴的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他的诉求。

罗伟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过去的六年半时间里,他顶着父亲的拳头、施暴者和解的诱惑和同盟者的相继退出,执着地呼告着自己想要的公正。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对7年前被撕裂的人生和尊严负责。

以下是罗伟的口述:

1
豫章书院案一审宣判时,距离我第一次报案已经过去六年半。
2020年7月3号上午,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我参加了豫章书院案一审第二次开庭。
我第一次上法庭,兴奋又紧张,忍不住不停掰手指。吴军豹和其他被告人当天都在看守所,通过实时视频参与庭审。
第一眼看到画面里的吴军豹时,愤怒还是涌了上来。他和校长任伟强坐在看守所的椅子上,有说有笑,显得满不在乎。
我没有出声,但在心里对他吼:告了你7年,今天终于可以了结了。
过去六年半,我经常在睡觉前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以为那天就是终点,可惜结果没有我想得那么顺利。
庭审过程中,吴军豹不停地狡辩和反驳,最荒唐的是,他还为了脱罪捏造事实。在法庭上,吴军豹向法庭主张,我进豫章书院前就得了网瘾和抑郁症。但早在开庭前,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从来不打网络游戏。当初父亲跟他们签的入学协议上,有一个问题确认我有没有精神病史和其他身体疾病,父亲填写了“无”。这些都足以证明我进入豫章书院前是一个正常人,没有网瘾,也没得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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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父亲和豫章书院签的入学协议


为了脱罪,吴军豹还抓住了我提交的证据中的一个笔误做文章。当初,我曾向心理医生描述我的经历,说过“有个地方叫豫章书院,里面像监狱”,心理医生给我写病情诊断的时候,错把豫章书院写成了“豫章监狱”。结果,现实中真有个“豫章监狱”,吴军豹抓住了这个笔误,一口咬定与他无关。
当天,小姨和外婆作为我的证人出庭作证,但因为她们和我有利害关系,法庭没有采纳她们的证词。所幸,吴军豹的说辞也未被采纳。
当天,法庭一审宣判,吴军豹被判了两年十个月的刑期,我们提起的公开道歉、赔偿医疗费和交通费等请求,都被驳回了。
结束后,律师觉得二审刑事改判没有多大上升空间,和我一起的受害者们大多数也选择了放弃。
但我不甘心,打官司七年多,如今到了最后一步,决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我决定继续上诉,追究到底。
2
和豫章书院打官司的过程很艰难,六年半的时间,我一共报了三次案,换了三位律师。
第一次报案是在2014年9月1日,是我从豫章书院逃出来的一周年。
豫章书院在城乡结合部,我当时不认识路,就打了110,坐着出警的警车到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两个年轻警官,当听到有人冒充警察把我绑到豫章书院,对我进行了殴打和虐待时,他们完全不相信。在他们印象里,豫章书院只是个练书法的学校。
警察希望我拿出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我在豫章书院里被虐待了,比如验伤结果,但我拿不出来。当初我被父母和假扮成警察的教官联合骗进豫章书院后,在里面度过了三个月地狱般的生活。一度,我因为一床叠不整齐的烂被子,整整一个月,每天被打20下钢尺。挨打的时候,他们要我把手伸出来,如果忍不住缩回去,还会追加我的次数。
和所有学员一样,我进豫章书院时上缴了手机,被打后无法拍照存证。加上书院的封闭式管理,我没有机会去医院验伤。拿不出被打的证据,警察问我能不能提供入学证明,好歹证明我确实在里面待过。我告诉警察,入学协议等材料在父母手里,警察就打电话叫我父母来协助调查。
来的是母亲,她一见到我就把我往外拉,对我念叨:“你在这里惹事,他们要把你关起来!”母亲从农村出来,没有法律意识,说了一大堆毫无理由和事实依据的话,什么“警察不能惹” “民斗不过官”之类。
和母亲在派出所门口拉扯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警官说,要提供证据才能调查,就打算先跟她回家找父亲要证据。回到家,父亲根本不搭理我的请求,觉得我不过是被老师打了,没多大事,就是不把证据给我。
父母不知道豫章书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书院很会对家长粉饰太平。在里面时,我过了20岁生日。当时,他们把近几个月生日的学生凑起来,用一个10寸左右的蛋糕一起过。
我们几个人,被要求轮流在蛋糕前拍照,还要配合笑一笑。教官会把照片发给家长,看起来,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蛋糕,过得很好的样子。
期间,外婆来看过我一次。由于书院只允许签入学协议的家长当面探视,外婆只能隔着大门远远地看我。她问我,整个人怎么变得又黑又瘦,走路也走不稳。她想把我救出去,但是因为学校规定,只有签协议的家长,才能把学生放出去,她也无能为力。好在,她回去后立刻把我在豫章书院的模样告诉了我父母,让我父母过来看我。
最后是母亲来了。我把在厕所里写好的求救纸条折成小方块放在口袋里,趁机塞给母亲。几天后母亲再来,带来一个合同。
我一看,合同是我父亲写的,列出了几大条件要求我答应。第一要孝敬父母;第二不能跟父母吵架;第三要去大专院校完成学业;第四是让我学一门技能;第五要求我赡养父母。 
他们的意思,签了就放我出去,不签就继续留在这里。为了出去,我竭力作出迫切要去大专院校的样子。为了让他们相信我被成功洗脑,我恨不得把脑袋打开来给他们看,里面全都是他们想要的贤良淑德。 
从豫章书院出来后,我经常做噩梦,面色蜡黄,瘦了20多斤。外婆发现了我的异常,和小姨一起把我送去看心理医生。在医院,我被确诊了轻微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的时候,我像死了一样躺在床上,脑子里只想一件事:让那些人坐牢。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否则我无法正常生活下去。
父母不同意我去报案,他们把我入学的证据藏了起来,我始终找不到。缺少实质性的证据,我就无法成功报案。
为此,父母和我起了很多次争执。一次,父亲骂我:“你这个畜生,我再打电话叫人把你关到豫章书院里去。”我彻底被激怒,和他扭打在一起。过程中,他跳起来一拳砸在我的头上,我瞬间晕倒了过去。
头上被父亲打出的包,几个月后消肿了,但那一拳在我后脑勺那块留下了一处永远的凹陷。
3
2017年10月份,我在QQ空间看到网络作者“温柔”写的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被曝光。
我联系上其他的受害者,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第二次去报案。
这次报案很顺利,因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受害者被打伤的照片。照片里,当事女孩的屁股被打成了紫色。那是我们所有人找到的唯一可视化的伤痕证据。
说来也巧,那个女孩前一天刚被打,第二天父母突然从国外回来,直接把她接了出去,教官没有任何准备,只能让她被接走,才留下了这张关键的证据。 
因为这张关键的照片,我终于在2017年12月接到电话,通知我去领立案成功通知书。
我去了,刚从派出所门口出来,就发现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跟上了我,我走它就走,我停它就停,感觉很不对劲。 
我立马躲到旁边的巷子,拍照传到受害者群里求助。有人让我待在人多的地方,我赶紧回到马路上,走进一个银行里面。那辆车一直停在外面,不知道等了多久,对方终于等得不耐烦,离开了。 
吴军豹曾经来找过我,劝我打消继续告下去的念头。被我拒绝后,他拿出一张纸写下电话,叫我哪天想通了就打电话给他。
吴军豹出现后,父母害怕被报复,劝我接受私了。但我态度坚决,一定要告到底。其实,逃离豫章书院这几年,我从未真正摆脱那段记忆,只有在拿到立案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终于活了过来。
立案后,我每星期坐2小时公交去问一次进展。工作人员告诉我,案件牵扯到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有的因为考试没时间配合,有的因为父母不同意接受调查就没能出面作证。由于没有充足的证词,案子查得很困难。
那之后,我开始自己搜罗各方证词。我设法联系到两位曾在豫章书院工作过的教官,说服他们接受媒体采访。他们承认豫章书院里有殴打、体罚学生的情况,但因为他们不是当时看管我的教官,无法成为我的有效证人。
请受害人发声这件事也举步维艰。一些受害者出来后照常去上网,仿佛完全不在意这件事。还有的选择了放下,有个南昌本地的受害者,我联系到她的时候,她说父母已经向她道过歉了,决定放下这件事。
在里面的时候,我和几个学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约定谁先出去就帮忙联系对方的家人。我试着给其中一个学员的父亲打电话,对方却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自己是在救儿子,不让儿子误入歧途。我不明白,教育孩子有很多种方式,他为什么非要选虐待这一种?
立案半年多后,司法机关驳回了批捕被告人的申请,不批捕理由说明书上写的原因是“非法拘禁无单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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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我收到的不批捕理由说明书


案子陷入僵局,直到2019年11月,有志愿者帮我联系到一个北京的公益律师,她对整个案件进行梳理后,除了非法拘禁,还指出招摇撞骗;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在她的帮助下,我第三次去报了案。
这次因为证据、理由充分,吴军豹等人终于被逮捕了。可惜,新冠疫情爆发,这个案子拖到今年7月才开庭审理。
4
在和豫章书院打官司的过程中,我始终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父亲行事暴躁,从小就很少顾及我的感受。小学时有次我看电视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直接抄起桌上的铁盒子朝我的脑袋砸过来,把我头皮砸破了,去医院缝了两针。
初中时我因为一件小事跟他吵架,他叫了三个男亲戚用麻绳把我捆起来踹。外公外婆看不下去报警了,没想到警察来了,却说家长打小孩很正常,没什么事,又走了。直到我感觉快被打死的时候,外公再次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父亲才终于停手。
在家里,母亲没能保护我,也不能自保。她告诉过我,新婚几个月时,父亲第一次家暴了她。当时,爷爷奶奶嫌弃她家庭条件不好,骂着叫她离开他们的儿子。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吵了起来,最后双方都动了手。父亲维护爷爷奶奶,打了我母亲。当时,母亲还怀着我姐姐。
我的姐姐知道我的事情,但整个过程中,她都认为是我在错怪父母。她总跟我说:父母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况,吴军豹打我,就去找吴军豹,跟父母没关系。
我觉得她是在帮父母开脱,父母跟她更亲一些。从小,父母在南昌打工,一直把姐姐带在身边,把我留在乡下,由外公和外婆带大。只有逢年过节,我能见到他们。直到小学,父母才把我接到了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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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小时候的我


前几年,姐姐在深圳贷款买房,每月的贷款,都是父母帮她还。
我的抑郁症不时发作,常常凌晨两三点从床上惊醒。白天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上一秒做了什么,有时会控制不住骂脏话,整个人就像一个装满负面情绪的垃圾桶。
看到我变成这样,姐姐和父母态度一致,他们反问我:为什么别的小孩都活蹦乱跳,就我一个人愁眉苦脸?觉得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几年前,我的外公因心脏病过世了,我失去了家中唯一支持我去告豫章书院的人。
外公很疼我。长大后,父亲依旧改不了打我的毛病,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反抗。只要外公看到,就会过来把我拉走,他劝我:你没有人家强壮,不要跟人家动手,肯定吃亏。
我被关在豫章书院里面的时候,外公给我写过一封信。那封信通过教官检查后才给了我,到我手里时下面半截不见了,只有开头没有结尾,想是写了什么教官觉得不能让我看到的话。
父母是我维权路上最大的坑,我经常埋怨他们。如果他们当初不把证据藏起来,我当时成功提告就好了,即使提告失败,我作罢便是,事情就了结了。但就因为父母不肯给我证据,事情拖了这么多年。我20岁被绑进豫章书院,现在已经28岁了。
为了打官司,这些年我没办法找全职工作,一直在家里的首饰店帮忙。母亲每个月给我发2000块工资,除此之外我没有固定收入,偶尔在网上卖二手衣物赚点钱。我很少和父母同桌吃饭,尽量回自己的房间吃,避免和他们说话。
其实我也忍不住想过,当时吴军豹给我留的电话,也算是一条退路。要是他钱给得够多,足够报销我看病的钱,我再去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或许比现在过得好。但每次这种念头冒出来,我就会开始鄙视自己。我很庆幸,吴军豹找上门来那天我傻掉了,看都没看他的电话。
最近我正在联系新的律师,还接触到了愿意和我一起抗诉的受害者。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必须要他们道歉,否则我无法对自己这几年的人生负责,无法对自己的尊严负责。 
我永远忘不了20岁生日的时候,我被关在那个“私人监狱”里,忍受着屈辱,捧着蛋糕强装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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