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尊解的散文《我想你了 二哥》

新东西

或许真的有所谓心灵感应，我刚在心里念一句：“二哥，我想你了……”他竟然就推门而入，以至于让我惊讶得脱口叫起来：“你知道我想你了吗?”

他笑笑，说：“想我什么啊?”一边从怀里取出一沓稿纸，放到我的茶几上，说：“《明月几时有》我认真看了好几遍，感觉修改的空间还很大。我把我的一些意见，用铅笔写在上面了，你看看，反正是铅笔写的，你认为不好，容易擦掉的。”

他在掏那些稿纸的时候，我猛然发现他的头发上、衣服上沾满了雾蒙蒙的细碎水珠，便问：“外面在下雨吗?”

他竟笑着说：“我就是乘清明雨来的呀。”

我大惊，窗帘被春风撩开，看见窗外明明有一地月光，却又霪雨霏霏。

又是风，又是雨，又是月亮，怎么会有如此奇特的景象?

我知道我是在梦中。

半夜里惊醒，窗外风声如鼓，没有下雨，也没有月亮，但路灯都眼睁睁地亮着，把后山坡那片树林照耀得黑黝黝的，风摇晃着树木，便看见有些黑影在奔走。

也有一些光线抛洒到我的床前，反衬出四周一片阴暗寂静。

二哥，真想你了！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去书橱里取出那部电视剧本《明月几时有》的草稿，那上面的每一页，都有二哥李相淦留下的手迹，他用铅笔在那本打印稿的缝隙间，留下了二千多字的修改意见，二千多字，都是规规矩矩的行书，连标点符号也决不肯有半点潦草。

其实，潦草一点有什么要紧的呢?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我甚至一直就很固执地认为，二哥要是可以稍稍潦草一点，他可能就不会患上那样的顽疾。

可他秉性难移，总是压抑自己去成全别人，他的病都是压抑出来的。

那年，突然毫无征兆地要他当县教委主任，那是个不知道有多少暗中争夺得头破血流的位置，而二哥此前却与官场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现在一个大馅饼突然砸到头上，他自己也被砸得有些莫名其妙。那些没有吃到葡萄的人，便在背后汹汹涌涌说：“李相淦怎么当得了教委主任?”

理由是：他从来都没有当过官！

二哥不理他们，但私下里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能在小说戏剧里把好官坏官都写得活灵活现，真要当官，能不如他们吗?只是比他们更明白事理，怕污了自己的名声，不肯潦草罢了。”

他就按自己的理念去当那个教委主任，虽然自己很累很苦，倒也当得多数人心服口服。

只是我们这班做朋友兄弟的，却给他造了许多麻烦。

三哥王全豫就曾很深刻地说：“老李你当这个教委主任，搞得我们跟着你得罪人。”因为整个大冶县城都晓得我们几个人的关系，我们的亲戚朋友有求教委的事，就都来找我们，眼巴巴说：“你跟李主任那么好，你找他一定能行！”我们若是明知那事不行，亲戚朋友就不高兴，指责我们不肯帮忙。

我们只得暗暗叫苦，后来干脆与二哥订个君子之盟：今后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事情，不管我们找没找你，你都要对外说，我们找过你了。

他居然点头答应，且一丝不苟地照办。

但我们也确实托他办过事。

那年高考有个新政策，教师的子女可以降5分录取。但政策又规定各地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教师子女都能享受降5分录取的特殊待遇，各地方教委就有个照顾谁不照顾谁的权力。

我和妻子有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在金牛乡下当民办教师，她的儿子那年参加高考，离二类线差1分半。她只是个小学民办老师，除了那所小学的校长，不认识更有权势的人，此前与我们也有十几年没来往，现在为了儿子，她才找到我家里来了。

妻子便带着她去李家。

那时候，二哥住在老县委院子内，一栋新建楼房的一楼。他的夫人吕老师，也是个不肯潦草的人，远远看到有人提着东西往她家来，她就赶紧把门栓插牢，无论你在外面怎么央求，只要提了礼品，她就决不开门。

我的妻子只得在门外高声说：“吕老师，我是柯尊解的爱人！”

吕老师这才开了门，但坚决说：“东西不能提进来！”

我的妻子无奈，只得把东西放在门外。有土鸡蛋，金牛千张皮子，还有一只七八斤重的土豚，都是我同学辛辛苦苦从金牛提来的。

我的同学是个老实人，见了李主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妻子只得代替她诉说请求。据妻子说，二哥坐在那里，只听，听得非常认真，可就是一句话也不说，连点头摇头都没有。

我想，这件事一定让他非常为难。高考本来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半分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想要降5分的人，知道有多少?谁不是巴巴指望着?谁没有一堆理由?谁的孩子不是孩子?这其中，又有多少人还有硬门路铁后台！

竞争的激烈，怕不是一场台儿庄大战?二哥帮不上忙，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同学当时很沮丧，连午饭都不肯吃，垂头丧气地坐汽车回金牛，提来的鸡蛋皮子和土豚，也不肯再提回去，就留给我们享用了，

二哥当面不肯轻易答应我们，但暗地里他却亲自跑到金牛去调查，得知我的同学是二十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一直勤勤恳恳地教书，老实得从来不与人争长论短；她的丈夫原本是咸宁的公办教师，因病失去了一条腿，致残在家，虽然能够自理，却没有劳动能力。家里四个孩子，全靠我的同学。她却含辛茹苦，让四个孩子全都上学读书，读完初中读高中。穷人家的孩子还争气，后来，一个考上大冶师范，两个考上大学。

这让二哥非常感动，对人说，这样的民办教师如果不照顾，天理难容！

他自己说是办了一件遵循天理的事情，便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也就不用跟他多说感谢的话了。

但另外一件事，却让我非常感动。

有位教师是金牛老乡，虽是认识不久，倒有些相见恨晚。有一天，老乡极其碍难地对我说：“能不能到李相淦主任那里，帮我讨个人情?”

我立即就有些警惕，说：“你知道，老李是个很谨慎的人。”

老乡连忙说：“我这个事，也不要他违反原则……”

我这才犹犹豫豫地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学校要提拔他当主任，他却特别担心教委主任李相淦会从中阻挠。

我大笑，对老乡说：“你太不了解老李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老乡却尴尬起来，说他原来与老李有过一场大误会。

大约是那个有风有雨的年头，二哥和我这位老乡都在同一个区当老师。各地的教师集中搞运动，有一天，我的老乡看到当时的《黄石日报》上大标题批判一个“文艺黑会”，他便兴奋地大叫一声：

“我们这里，也有个人参加过这个文艺黑会的啊！”

因为我的金牛老乡那一句叫喊，犹如一声霹雳，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师李相淦，因为喜欢文学而参加过那个文艺黑会，转眼间成了黑帮分子，被抓起来剃了光头，从此天天挨批斗。

时光荏苒，山不转水转，石头不转磨子转，多少年后，想不到两个人又在县城相遇，当年被金牛老乡一嗓子喊成黑帮的李相淦，偏偏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教委主任，此情此景，金牛老乡的担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还是相信二哥的为人，我向金牛老乡提议：“我请老李到家里来吃饭，你装着串门的，进来见个面！”

那时候我们还不大爱喝酒，吃饭就是吃饭。

老乡心里有事，提起筷子就想说：“李主任，我想——”

二哥却打着哈哈，说：“我喜欢吃金牛的糯米豆腐圆子。”

老乡只得讪讪。

过了一会儿，眼看快要吃完饭了，老乡真急了，憋红了脸说：“李主任，我有个事想跟你说说……”

二哥扒完最后一口饭，说：“对啦，我也在个事要跟你说，恭喜你啦，你当主任的批复，昨天就到你们学校了！”

我的金牛老乡激动起来，连连说“谢谢谢谢”。

二哥却真诚说：“提拔你当主任，是你们校长的意见，真跟教委没多少关系。”

但当年挨批斗的时候，有件事却成了二哥终生遗憾。

当黑帮的日子，真的不知道春夏秋冬。但二哥记得那天有些热，很多人都穿单褂了。二哥却仍然穿着一件中山装，被一群人押解着“游斗”。

游斗其实就是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只游不斗，但大太阳底下，人被晒得两眼直冒火星，一连几个小时不让喝一口水，实在让人干渴难耐。

快要做午饭的时候，终于被押进了一所小学的院子里。

院子的东头摆着三排长条凳，一排排长条凳上竟摆放着一溜白瓷碗，每只白瓷碗里装着大半碗清清的白水！

二哥的嗓子里立即冒起了青烟。本来就渴极了的，没见到水的时候只是想水，到还能忍耐，眼下看见水了，那干渴的感觉更急切了，实在无法控制了。

可他不敢向前去捧起一碗水，那水明显不是为他这个黑帮准备的。

干渴难耐啊！水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喝，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吗?

就在这时候，有个农村妇女竟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端起一碗水，走到他面前，说：“喝吧。”

二哥不敢，却眼巴巴地望着那碗清水。

农村妇女却说：“我叫你喝的，不怕，喝吧！”

这碗水，让二哥记住了一辈子。

二哥平反后，想要报答这一饮之恩的大嫂，却闹出了不少笑话。

受人恩典的时候，他是黑帮，并不敢直视那位大嫂，只隐约记得她的样子。照着自己模糊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位大嫂，想要说些感谢的话，那位大嫂却说不是她。但大嫂又说，这事可能是一位姓卫的妇女。二哥又去找那位姓卫的妇女。姓卫的妇女很年轻，显然不是当年的那位大嫂，但她说，当年到那小学参加开会的，肯定是她的三嫂。二哥又去找三嫂。

三嫂的确参加了那天的大会，但她说，她不记得喝水的事。

二哥徒叹奈何，说：“都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受了人家一碗水的恩，却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地方说！”

二哥为此抱憾终生。

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