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初的随笔《记忆碎片之“四清”》

新东西

记忆碎片之“四清”  

张顺初

读大学的五年期间，除了每年要参加麦收以外，还参加了两次大的社会活动。第一次是1963年的三月至四月，时间四十天，在北京郊区的良乡。第二次是1964年的十月至1965年的六月，时间八个月，在湖南省湘潭县。两次都是“四清”。  

所谓“四清”，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的内涵是很窄的，就是生产队清工分、清仓库、清财物、清账目。也就是所谓的小“四清”。后来内涵无限扩大了，引进了阶级斗争，就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变成了大“四清”  

在良乡，时间短，我们主要是访贫问苦，撰写家史等接受教育的活动。我们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看良乡是首都郊区，一样穷得很。我们吃饭的那家，就一间房，吃饭、睡觉在一间房内，十八岁的姑娘和父母睡一个炕上。我们同住的是一个王老五，还是大队书记的哥哥，一件内衣穿破了都没有洗过，晚上睡觉前就是脱了衣服捉虱子。因为已经有思想准备，倒也无所谓，只是回学校以后，苦了教工家属，是他们帮我们清洗被褥。  

农村穷，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没有知识，就不能改变农村面貌，也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当时我受到的教育。  

在湖南，我们是“四清”工作队员。除了受教育外，还要工作。我们这次“四清”的地方是湘潭县，毛主席的家乡。搞好毛主席家乡的“四清”，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庞大的“四清”工作队，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中央工作组由国务院农口干部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师生组成。1000多人，火车专列，浩浩荡荡，从北京直达湖南省湘潭市。与此同时，湖南省、湘潭地区及各县都有工作队进驻湘潭县。6000多人来到湘潭县，可谓大军云集。北京的大部分人穿着黄色的解放军旧棉制服，更加显眼。队伍走在湘潭市的街上，令市民侧目。  

这次湘潭县的“四清”不仅是湖南省的试点单位，也是全国的试点单位。谭震林以“林教授”化名在响水公社蹲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七里公社蹲点，湘潭地委书记李哲、湘潭县委书记郝诚都有自己的点。  

在湘潭市，我们住在交际处。这个交际处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所有的服务生都是男孩子。  

湘潭县委给我们介绍了湘潭县的基本情况，和我们要去的几个公社的情况，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然后就有农村的干部把我们带到生产队。  

我分配在易俗河区麦子石公社的郭家生产队。从公社到生产队只有步行。刚刚下完雨，道路泥泞。虽然有人帮助拿行李，还是很吃力的。特别是北方的老师、同学，不仅没有走过这样的路，甚至都没有见过。虽然新鲜，却一点也不浪漫。  

我落住的是一户贫农，寡妇带着几个孩子，大的才十六岁。我是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空屋里，也算是同住，即同住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因为我们要工作，劳动是很少的，所以同劳动也是象征性的。只有同吃是比较具体的，虽然同吃，但我们还有规定，即不吃荤菜，即使住户做了鱼虾和鸡蛋之类的小荤，我们也不得伸筷子。这是纪律。纪律还规定不许到外面下馆子，有人曾为此受过处分。  

当时粮食还是定量供应，为了保证工作队员身体健康，上级每月给我们发一斤豆粉。因为同吃，吃豆粉就很麻烦，要避开贫下中农，偷偷地吃。粉状食物，吃起来满嘴都是，有时还来不及清理，就遇到有农民来找，非常尴尬。后来将豆粉压成饼，吃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们开始工作的依据是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后十条）。发动群众背靠背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  

那时候农村很穷，生产队粮食完成征购任务后，所剩无几。在大家眼皮子底下，众目睽睽，生产队干部要搞点名堂也是不容易的，顶多就是瞒着上面，大家私分一点粮食。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是这样。分粮食大家都有分，谁会揭发？我反复给我的住户，也就是所谓的“根子”做工作，他就是不说。因为他说了要得罪所有社员。工作队员一拍屁股走了，他在生产队如何做人？实际上，这类私分粮食的事在农村是很普遍的。这是吃不饱，逼的。只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增产粮食，或者减少征购任务，这类的事情就自然没有了。  

但是，工作队员是抱着满腔热情来的，总想清出点什么，似乎没有清出点什么，就没有成绩。正是这个时候，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如约而至。我们反复听她的录音报告。她很兴奋，慷慨激昂，声情并茂。说解放十五年了，像桃园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是坏人当道，百姓受苦。一句话，桃园已经变天了。这次“四清”就是第二次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桃园如此，我们这里就那么清白？还是群众发动不够，盖子没有揭开。这就是当时工作队的指导思想和心态。于是调整部署，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我们从易俗河公社撤出来，集中到梅林公社的京广大队。我分配在大瓦屋生产队。原来一个生产队一个工作队员，现在四至五人，老师、同学搭配，负责的当然是老师。湖南是我的家乡，宣读文件成了我的重要工作。北方的同学，因为语言不通，闹了不少笑话。比如一个同学知道了“堂客”是爱人的意思。一次他去生产队长家，队长不在，他对他爱人说：“快去把你堂客找来。”弄得人家摸不着头脑。原来“堂客”是爱人虽然正确，但是有方向的，只能丈夫叫妻子为“堂客”，反过来就闹笑话了。  

1958年我校邹鲁风校长带领教职工到河南省信阳调查人民公社，回来实事求是地写出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结果被认为是右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干部们和老师们宁左勿右，唯恐自己右倾。以“桃园经验”作榜样，无限放大农村问题。这可苦了那些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  

京广大队的大队长叫李运劈，经过一天一夜的车轮战，交代了一些贪污数字。工作队马上整理成专案材料，定性阶级异己分子。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然后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一时间，到处传来“捷报”。所谓“四不清”干部“畏罪”自杀的消息也不时传入我们的耳朵。有一个外地的干部吊死在我们学校工作队所在的生产队的山林里。驻队的干部是我校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中年女老师。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把尸体放下来，都看着这位女老师。当女老师把尸体放下来后，有人就说，北京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身上有正气，不怕鬼魂。事后这位女老师说，哪里有什么正气，我是逼上梁山，总不能让死者就那么吊着。  

我们私下里，也在议论这场运动。搞成这个样子，将如何收场？今后这农村工作谁来做？  

1965年的春节到了，我们撤到长沙市过年。对我们来说，这个年很特别。这么多人住在湖南省的第一、第二招待所，天天有鱼有肉。不仅吃得好，还组织我们去毛主席故居游览。晚上还招待我们看湖南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等（李谷一等主演）。  

老师们还要忙着给家里打电话，我们这些学生无忧无虑，有空就逛公园。长沙市的公园和名胜古迹，如烈士公园、天心阁公园、岳麓山公园、橘子洲、第一师范、清水塘等都被我们逛了个遍。从来没有享受过物质和文化如此丰盛的年。我们忘却了农村的紧张工作，心情无限的好。  

心情好还因为盛传中央又有文件，运动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果然，春节一过，首先学习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明确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工作方法提出了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对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这就是说，“二十三条”所关注的，并不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如何尽早地“解放”一批干部，改变以往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  

这个文件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又要调整部署了。  

我们从京广大队撤出，进驻石壁大队。每个生产队一个工作队员。我负责的生产队叫天仁生产队。除了这个生产队，我还负责一个片的联络工作。这时已经是1965年二月，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生产队长的工作，将他们“解放”出来，抓好春耕生产。克服了左的思想，运动发展正常，进度也加快了。到六月份我们撤出，大部分生产队干部得到“解放”，主要农作物水稻及时播种、插秧，长势良好。个别有问题的干部，交地方继续办理。  

传达“二十三条”时，把不吃荤也算“左”的表现，可以开戒。学校领导研究后，认为坚持下来，可以保持连续性，对艰苦困难的农民，对我们接受教育都有好处。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开戒。那段时间，我们和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的关系都很好。当我们撤离的时候，还是他们帮我们背行李，把我们送到汽车上才依依惜别。  

教训当然是深刻的。农村的事情还是要依靠当地解决，一群不懂农村的外来人，只能把事情弄糟。关键的还是政策的制定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切实论证可行才下发执行。否则折腾来、折腾去，害苦了老百姓，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张顺初，男，193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职工教育工作，曾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教育培训处副处长、湖北电大有色分校校长。副教授、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