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俊杰 | 随笔：读书缘起

黄石文学

读书缘起

□ 薛俊杰

如果你在2018年的秋天以前遇见我，你肯定不会跟我谈文学，更别说小说。跟你说，我对此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时，我肯定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黑西服，系着一条红领带，白衬衣的袖口恰好露出一截，西服的裤腿又宽又长，总是被皮鞋后跟踩踏。手里提个棕色的电脑商务包，到处在推销特钢产品。我脑子里每天都是：钢号、规格、重量、坯料长度、浇筑方式、交货状态、生产周期、合同单价、运费、发汽车、发火车、发轮船、开票、挂账、回款、售后、合同、走访、开发维护……日月年啊年月日！周而复始，春去冬来。

瞧我说的，好像我是电视剧里的高端商务人士。每天进出高档写字楼，穿着讲究，胳膊上还要戴个镶有金边的大坨机械表，刚好被西服上衣的袖口遮住。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新来的，给上海办事处主任拎包的、跑腿的。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个推销员，对外宣传时名片上印的头衔还是“业务经理”。办事处的主任总是说，闭上你的嘴。头发往后梳，系好领带，提着商务包，开会时只需微笑点头。就没人看得出你是个“新贩子”，只要别开口讲话。

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约客户在莫干山路的一个“上岛咖啡馆”见面。我们选了靠窗户边的座位。窗外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明媚的阳光轻抚在绣着梅花瓣的白色纱窗上，几缕光线透过纱幔落在桌面的饮品单上。光线里的尘埃在旋转、跳动。对面莫干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飒飒作响。我和客户的心情都不错，我记得。

可惜，最终和客户的谈判结果是不欢而散。望着客户远去的背影，我的心情十分落寞。吧台旁边的一个简易书柜上，零散地放着几本书。百无聊赖的我，随手抓了一本书来打发时间。淡黄色的封面上，两个黑体字“推拿”特别显眼。咖啡馆怎么会放一本推拿保健的书？想想真是诧异。翻开一看，大吃一惊，我被这本叫《推拿》的小说彻底迷住了。小说中的每个盲人，对颜色、对气味、对声音，透过文字，在跳动，在缠绕。我可以触摸到每个文字背后的颜色、声音和气味。小说的文字是那么妖娆，像一双纤纤玉手，它翻开你的手掌心，开始轻抚，伸进你的四个手指缝，反复摩挲，软软的，尖尖的。后来，它开始对你的全身进行推拿了。不停地推、拉、搓、揉。舒服。舒服。舒服啊。除了汗蒸，我第一次感受到看书也能达到神清气爽、酣畅淋漓的这种快感。

这个叫毕飞宇的作家，让我一发不可收拾，让我爱上了小说。这本《推拿》之后，读了他的《平原》《玉米》《青衣》《哺乳期的女人》《相爱的日子》，可以说，篇篇都没有让我失望，其中最喜欢的还是小说的语言。不管是在出差的高铁上，还是去拜访客户的地铁上，我都会随身携带一本毕飞宇的小说。一有空就随手翻阅，反复看，慢慢看。他的文字，能让我一颗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我重感触到了安静和耐心。从此，我喜欢上了小说这个文体。

我在阅读毕飞宇的过程中，发现了福楼拜。那是2019年的春节，一个人在乡下老家，我开始阅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春节七天假期，我哪里也没有去，一直坐在沙发上看这本小说。天黑了，天又亮了。如痴如醉，我想到用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阅读状态。

我手里捧着《包法利夫人》，推开二楼客厅的窗户，凭窗远眺。远处的大冶湖白雾蒙蒙，像蒙上了一层纱幔。湖边的树叶都萧萧落尽了，有种芳草萋萋的哀鸣。路的尽头，我看到有辆马车朝我驶来。到了跟前，那个叫艾玛的女人，从老式敞篷马车里下来，伸出手，邀请我一起坐上马车，开启了一段漫长之旅。

我们从法国鲁昂西北部的荣镇修道院出发，沿着塞纳河北上，途径：贝尔托田庄、村公所、托特镇、沃比萨城堡、荣镇大教堂、荣镇广场、农展会所、于谢堡、鲁昂剧院、金狮旅馆、墓地。看见了：艾玛的丈夫夏尔，艾玛的父亲卢奥老爹、艾玛的仆人费莉西、艾玛的情人——实习生莱昂、子爵、罗多夫、公证员莱昂。

最后，我们停留在大教堂周围的墓地——这里就是艾玛的最终归宿，那个美丽多情的女人，因为欠了三千法郎的外债，最终选择服毒自尽。我总在想，艾玛最终怎么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结婚后怎么还要去寻找情人、体验爱情？思考久了，在艾玛的身后，我看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后面，一定还有一只手，它同样是“看不见”的，却更大、更强。艾玛的两只手和这两只“看不见的手”比较起来，她的手太渺小、太无力了。艾玛是蝼蚁，而这两只“看不见的手”一个是性格，一个是命运。

《包法利夫人》之后，接着读了福楼拜的《三故事》《情感教育》，我感受到了福楼拜的一种细腻。借用毕飞宇的话说，《包法利夫人》是可以作为小说教材来读的。

《包法利夫人》不以史实、思想或故事情节取胜。它全靠风格、靠准确无比的用词，靠坚不可摧的形式。采用极其细腻的笔法，通过对日常的描绘，在数百页之中，语脉、诗意从未间断，从未有一丝飘忽、牵强、轻狂、疲惫，在最看不出雕琢而又自始至终极尽雕琢的语言中。作者一直隐藏在小说的背后，却把小说里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发育、人物和人物的关系、人物和背景的关系都推到了极高的水准。福楼拜足以证明，一个小说家靠的不是天才与早慧，而是不懈的勤奋与投入，对艺术理念不间断的探索与提炼，对完美形式的坚定追求。福楼拜是第一位创造了纯粹的艺术型小说的作家，值得一生学习。

后来，在文友的推荐下，我又读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小说第一页起，我就感到它不像我读过的任何小说，它是一个充满思维与艺术活力、无比饱满的新事物。那天晚上当我把它读完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一种晕眩，一种内在的躁动，就像一个心中燃烧着火焰的人，我没法睡觉，在房间里亢奋地走来走去。

昆德拉以最挑动人的思维活力与感受力、最易于接受的方式告诉我：小说可以这样写！这就是一个狭隘的作家与一个开放的作家之间的区别。狭隘的作家会对你说：小说就应该这样写！而昆德拉这样的作家会告诉你：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后，接着读了《小说的艺术》《不朽》《被背叛的遗嘱》《身份》《相遇》，昆德拉的理论和他的小说同样影响着我。昆德拉在小说中畅谈哲学、历史、社会和道德，但他的论述从不沦为说教，而是充满激情、活力和奇特的趣味。他将情节与论述、激情和理智结合得那么严密、完美、令人惊异，这也许缘于他驾驭语言、思维、幻想的奇妙能力。

《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是我爱不释手的文艺理论书，它们带着我一次次进入经典作品的奇异世界，获得新奇而又深刻的体验。昆德拉对小说的定义之一是“对存在的诗意反思”，这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个定义。他提醒我说：“存在”和“现实”有着很大区别，“存在”指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各种可能的世界，客观现实可能只有一个，但存在却有无数个。所以真正的艺术，包括小说只能是“存在”的产物，而不会是“现实”的产物。

我这才感受到，为什么昆德拉强调“对存在的反思”，而非对现实的反思，因为现实已经被囊括在存在之中了。现实本身也许是物性的，而存在中的那个现实则是人性的，这是小说家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读了昆德拉之后，我开始反思“现实”“真实”“存在”之间的关系。

在接触卡夫卡之前，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中，我认为我生活在“世界”内部。我从未清晰地想象过把自己与社会的、与体制的、与强大的、压倒性的现实世界相分离，像一个外在的眼睛一样审视它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

我根本未想象过一个人与一个世界之间竟存在着一种相互紧张的关系。在这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世界之中可以忽略的渺小个体，世界于我不是一个外在，而是全部。在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失踪的人》后，让我以前的这种想法开始动摇了，喜欢喊口号的人说“排除万难”“人定胜天”，而他说“一切的障碍都在粉碎我”。

卡夫卡使我意识到人将不再是人，甚至有可能退化成一只甲虫，变形成一种机器，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人”和“世界”。我从自己身上抽离出来，我开始观察自己，看着“他”扮演各种角色，看着“他”越来越不像“他”自己，“他”被某种力量侵蚀，“他”被“世界”分裂。我开始怀疑，开始思考、开始寻找。

国外小说读了一些，我现在回过头，开始从国内的一些传统经典小说读起。“话本小说”、《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莫言、苏童、徐则臣、王十月等。

兰陵笑笑生像个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的杀僧。他的文字那么残酷，那么不动声色，似一尊大佛，看淡世间万物，生杀掠夺。鲁迅是孤独的，永远的铁青色。张爱玲是阴郁的紫，冷得让我脊背发凉。汪曾祺是无色的水墨画，给人间送小温。莫言的小说中住着一个饥饿的熊孩子，有着印象派的五彩斑斓，他的文字就像一场猫腔，一场狂欢。苏童小说的背后，永远是那个忧郁的少年，低着头，午后的太阳，沿着铁道边行走。徐则臣的小说中，有个奔跑的少年，张力十足，穿过中关村，沿着运河，从江苏奔跑到北京。王十月是灰色的，工厂，暂住证，订单，打工者，小老板。他总是站在广州的街边，深深地观望，那么恐惧，那么慈悲。

文学就是这样，你读多了，它自然也就跟你一点一滴亲切起来了。在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里，让我感受到：没有几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只有延绵不绝的、伟大的文学传统。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渐渐也培养了我一些基本的美学要求，我心目中的好小说也有了一些基本标准：它的语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强烈风格的，它的细节是丰厚的，它是有诗意的，它对这个世界是怀有真实和善意的……

阅读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的过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西方文学永远的主题。记得电影《一代宗师》中说，学武之人有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三重境界也适用在文学上。佛家讲，明心见性，讲人与心的关系，是见自己。道家讲，天人合一，就是见天地。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见众生。

阅读文学，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众生的苦难，是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在关注众生苦难的过程中，我们要反省，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不能将这时间的苦难和不公，这世间的一切不美好都认为是别人造成的，我们是受害者。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这世间不公的造就者。在西方文学中，这就是原罪意识。人都是有罪的。因此，西方的文学要救赎，就有了《复活》《罪与罚》。我们通过对众生的关注和对自己的内省，从而上升到对于人生天地之间，人之为人的根本思考。这就是见天地。因此，对文学来说，见众生是手段，见自己是过程，见天地才是目标。

古人云：文以载道。这应该就是文学的本质了。怎样载道，是技术问题，这个我们通过自身努力的学习，是可以掌握其法的。就像参禅，需要苦练，讲究坚持和毅力。载什么道，是境界问题。这个是润物细无声的，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岁月留痕中，慢慢磨砺，要心性，讲情怀，也靠机缘。就像悟道，需要机缘，讲究天资和顿悟。参禅要三个阶段，悟道有三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因此，晚年的苏东坡在《观潮》中说：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参禅与悟道，我们只能外求其法，内修其心。正所谓：佛在灵山不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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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排版 | 薛俊杰

作者简介|

薛俊杰，1985年生于甘肃天水，现居湖北黄石。理工男一枚。工作之余喜欢阅读，偶尔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