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炳文的随笔《父子两辈抽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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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两辈抽烟记  

对香烟的了解始于六岁左右，那是1959年或是1960年，老爸老是让我去帮他买香烟。我问他买什么牌子的香烟？他说买最便宜的。我到商店就喊：“买最便宜的烟！”售货员阿姨递给我一包“经济”牌香烟。那烟九分钱一包。  

老爸发了工资的那几天，要买的香烟就换个牌子，叫“城乡”牌，一角三分钱一包。或买“大公鸡”牌，一角五分钱一包。每逢过年，还要买几包“圆球”或者“新华”牌香烟，以便敬烟给拜年的客人。那“圆球”牌两角钱一包，那“新华”两角五分钱一包。  

家里穷啊，就老爸一个人当矿工，要养活包括东北的姥姥在内的一大家子七八口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好像家家都穷，老爸有好几年再也不叫我去买香烟，他自己种烟。我见过他种的烟，长得有两尺多高，大片叶子像那种芥菜叶子似的。老爸把烟叶辟折下来晒干，加上几匹晒干的芝麻叶子，卷起切丝，然后用我用过的书本纸张卷成烟卷。那烟卷上粗下细，号称“大炮筒子”。我问老爸为什么要加芝麻叶，他说那样就会有芝麻油的香味。  

上小学后，我爱好打“标”，那是一种用香烟外包装盒折叠成的三角型。武汉话叫“撇撇”，第一个“撇”读二声，第二个“撇”读四声。因为手上经常有“标”，所以知道许多香烟品牌，也就基本知道了那么些香烟的大体价格。在我的印象里，当时湖北最好的香烟是“大桥”牌，好像是四角九分一包。到了七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又有“永光”牌，要五角多钱一包。其次有“红灯”、“星火”、“游泳”牌，分别是三角五、三角和两角七。  

这个“红灯”牌香烟还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印记：1970年10月，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二三四八工程二处招为军工，那是新建的纺织厂，在湖北省蒲圻县的大山里（后交给地方更名为蒲圻纺织总厂）。我在厂机修车间干白铁工。有一天，车间门口停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位个子高大的女军官主动跟我们握手，司机对我们说：“这是陈少敏将军，我们车的水箱漏水，想请你们给焊一下。”  

班长和师傅立即答应，我们徒弟们跟着忙活，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水箱焊接完好。将军再次与我们一一握手，也不嫌我们一手油污。告别而去。师傅告诉我们，将军外号“陈大脚”，是我们湖北打出去的女将军。据说将军是到厂看其女儿的。师傅的话还没讲完，那吉普车又开过来了。师傅说不好，可能又漏水了。车停了，不是漏水。车厢里没人，司机下车，拿着两条“红灯”牌香烟，递给师傅，说是将军自己花钱买的，让分给大家抽。看来将军早就看准人数了，我们师徒六人，班长和师傅每人四包，我们每人分得三包。  

我老爸，六十年代主要抽“大炮筒子”，三不之抽点“经济”和“城乡”，七十年代主要抽“圆球”，八十年代主要抽“游泳”。本来要抽“新华”的，但好像在八十年代，那种烟不生产了。进入九十年代，他老人家中风了，也就在医生的告诫下不再抽烟了。  

我老爸不抽烟了，而我早就偷偷地开始学抽烟了。最早尝试吸烟是在初中二三年级，我才十五六岁。那是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学校一会儿搞文斗，一会儿搞武斗，一会儿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复课闹革命，到了学校不是挖地道就是到农村去挖红薯，再不就是搞“拉练”——工宣队长带队让我们步行几十里到农村去忆苦思甜。  

没课上，没书看，闲得无聊学抽烟。开始是几个同学合伙买烟，主要买“星火”牌香烟，买便宜烟会让同学们笑话，买高级烟又买不起。有一个同学比我们大几岁，烟瘾也大，只要知道那个同学有烟，他就会伸手一个劲地讨要。大家笑他经常抽“伸手”牌香烟。时间长了，大家又有点烦，不知是那位想了一个馊主意，把一只香烟掏空大半截，中间充填干牛粪，在牛粪上再充填烟丝，还假意不想给他抽，让他急得毛焦火辣，让他抢去这支香烟点着猛抽。“啊——好过瘾啊！”看他那心旷神怡的样子，我们笑得抱团打滚。  

初中算是毕了业，在家过完春节，1970年2月下放到农村，离家几百里，插秧又割麦，还是和同学合伙买烟，偷着学抽烟，但好像还没有上瘾。好在就半年时间，我被招了军工了。在军工厂也是与同学合伙买烟，为什么？一个月工资18元，扣除集体伙食费13元5角，只剩下4元多点，要买牙具，要买肥皂，要买邮票，还要攒点回家的路费，自己买不起烟。二来烟瘾不大，抽着好玩。当然，最多买“星火”牌香烟。  

两年后，我调动工作到长江航运总局，在驳船上当水手，主要跑九江至上海一线，这一下可以品尝到好几个省市的香烟。上海的“大前门”、“飞马”、“红牡丹”、“黑牡丹”，还有带浓香味的“凤凰”牌。安徽的“镜泊湖”牌、江西的“庐山”牌、江苏的“长江大桥”牌，我都抽过。还抽过北京的“大前门”，天津的“恒大”，云南的“大重九”，河南许昌的“黄金龙”和“黄金叶”。还抽过阿尔巴尼亚的那种臭烟，闻着香，抽起来又辣又臭。古巴的雪茄烟也抽过，只能吸一两口，多吸一口就会头晕。  

七十年代末，要省钱结婚，要补习高中考大学，就坚决戒烟，一戒五六年。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去做文字秘书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写公文，又把香烟叼起来了。这时候的条件好了一点，主要抽云南的黄“红梅”牌。有时随同领导出差，也可以到厂部招待所拿点高档香烟。不过，我从没拿过，主要担心“瓜田李下”。有两个秘书把握不了自己，经常以领导名义去拿烟，拿“红塔山”牌，有时甚至一拿一两条。一条红塔山价格相当于三条黄红梅，是当时公司的主要招待用烟。招待处长看不过眼，找到我这个秘书科长说，以后招待所只对你一人发放香烟。我说好吧，结果，以后，我一次也没有去拿过香烟。  

再以后领导又把我放到基层单位去做小领导，后来还主管人事，后来还担任主管，办公室都会备有招待用或领导用的高级香烟，尽管我不主动去拿烟，也会有人主动送烟，还尽送好烟。这可怎么办？干脆再次戒烟！戒烟的理由吗，表面上说是女儿把我管住了，自己内心里想的是，洁身自好，当个好官，拒腐蚀用不沾！当然也有为了更好地更高地往上爬的念头。  

戒烟不能下陡槛子，曾经下陡槛子戒烟，增肥不少，小病小痛不断。这回戒烟三步走，慢慢来。一是一天最多只抽一包烟。二是只抽自己的烟，不接受任何人耍的烟。三是只抽一种烟，先只抽云南产的黄红梅，后改抽湖南产的白沙烟。因为湖北禁卖湖南烟，只有少数商户偷偷地买卖。经常买不到白沙，经常断顿，正好就此戒烟。可我当时在运输部工作，烟民们都知道我只抽白沙烟，就经常有司机路过湖南就给我带回一两条白沙烟，有的硬塞给我坚决不要钱。这更坚定了我坚决戒掉烟。用了将近五年时间，两千年，千禧之年，我终于成功戒烟。  

                     2022年6月29日稿  

佟炳文，高级经济师，1953年辽宁本溪出生，1954年随父母来到新冶铜矿。六十余年在黄石新下陆这片土地上，读书、工作、成家、立业，当然不忘，对这片土地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