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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来的彩色摄像机
赵志飞
觅 迹 追 踪 黄石铁流照像馆 傅福成 摄于1982年
40年前的1982年，整个黄石市包括市电视台，还没有一台彩色电视摄相机。阴差阳错，这一历史被我改写了。当时，我是黄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刑事照相技术员。1982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处办事，偶然听说公安部价拨给我省公安系统4套日产松下牌彩色摄相机（National WV3030N型，含一台JVC录像机），省厅留一套，其他三套原则上分配给武汉、黄石、宜昌市公安局。每套单价8万，省厅各补助4万。如哪个市不要，则另行分配。当时，日本的彩色电视摄录设备刚开始进入中国，用它记录刑事案件现场，有着传统黑白照相无法比拟的优势。机不可失，我忙给市局刑警大队蔡子鹄大队长打电话，报告了这个消息。我说“那太多了”。于是，我脑子快速运转，急就章地罗列了彩色电视摄像机对比传统照相机的十大优点：“一是电影功能，它是活动的影像；二是彩色功能，比黑白相片更真实；三是镜子功能，不用冲洗印放就即照即现；四是黑板功能，照不好可马上擦掉重照；五是记忆功能，不小心毁掉了还可以恢复；六是复制功能，一次录相可多次复制；七是编辑功能，可以剪裁配音；八是档案功能，一盘磁带可以储存一大文件柜的照片；九是节约功能，一盒磁带可以数百次使用；九是便携功能，机器小巧，一个人背着就可以操作。”最后，我说关键的：“省厅补助50%的经费。几个市公安局闻讯已到省厅来争了。厅里通知已发黄石。我是不是先把摄像机直接带回来？不然，晚了，会被其他地市抢跑的。”蔡大队听我这一顿宣传，心动了，说：“既然这么好，就要吧。但我要先请示局长。”
我找到省厅刑侦处的单邦桃处长说：“我们蔡大队长同意要，但他要请示局长。现在我急着赶火车回黄石，能否先让我把机子带走？”我说：“这好的事，局长怎么会不同意呢？万一不同意，我一定把摄像机原封不动给您送回来。”单处长同意了。我马上到器材处领了两大盒子设备，背着就走。小杨气喘吁吁地说：“你们蔡队长打电话来了，局领导不同意要摄像机。”“麻烦你回去对单处长说，没有追上我。至于局领导的工作，我回去做。实在做不了，我负责完璧归赵，决不害你！”我背着设备，几乎是小跑的穿小路赶往武昌南站，我怕他们又追来了。
作者与陈相乾局长 在回黄石的火车上，我分析，蔡大队请示的一定不是市局一把手陈相乾局长。陈局长这几天在市工人疗养院住院，在家主持工作的是另外一位副局长。而这位分管财务的副局长，对经费管得很紧，加之陈局长不在，他显然不好拍板购买需要4万元（当时可是一笔巨款）的新设备。而陈相乾局长的作风是果断利索，只要跟他讲清了理由，他就敢于拍板。记得我任侦查员时，为办一起军分区手枪盗窃案，我和湖北省军区保卫处的朱金送副处长到新疆乌鲁木齐部队查线索，去时坐绿皮火车硬是站了两天两夜，返回时，他要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回武汉。我说，“我级别不够，坐不了飞机。”那时，坐飞机必须副县级以上。朱副处长说：“没关系。这是特殊情况，到时我们帮你证明，火车票难买，而且你只飞到兰州，避开这一段又远又乱的火车旅程。”这样，我就和他一起从乌鲁木齐飞兰州。余下路程仍然还是挤火车回的。回到黄石，队领导看我的旅差票中有飞机票，不敢签字。叫我直接找陈相乾局长说明情况，并告诉我陈局长可能会签的。果然，陈局长听我汇报了坐飞机的原因，二话不说，签了一个字：“报”。可我一到行政科，任我怎么解释，会计以“不够级别”坚决不同意报。我说“陈局长都签字了”。会计说“那要他重签，这是制度”。陈局长没等我说完，拿起笔，在他原写的“报”字前面加了一个字，“要”，后面加了个“！”号。我再捧着报销单去行政科。会计望着“要报”两个字和一个感叹号发了呆，朝我打量半天后，极不情愿地给我报了。事后，陈局长在一次大会上说，“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要关心在外出差办案的同志，他们在外面又危险又辛苦，我们应该体谅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当时我就想，以后我要有了报销签字权，对部属们出差办案的旅差费能报尽报，而且也只写一个字：“报！”或两个字“要报！”想到这里，我决定，直接闯去疗养院找陈相乾局长，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到了黄石，已是华灯初上，我立马蹬了20多华里自行车，闯到远在郊区的市工人疗养院，去见住院的陈局长。陈局长看我一个小警察，为了工作上的事，风尘仆仆从武汉一回就饿着肚子、满头大汗地跑去找他，又耐心听了我讲了省厅关于摄像机的分配过程以及我说的那十大功能，他笑了：“好吧，给你五天时间，本周六下午我要回市局，到时我和在家局领导都来看你说的那几大功能，如果是吹牛，你跟老子将这个么事么事机退回省厅。”
有了陈局长的表态，我底气倍增。赶回市局，夜11点了，我又敲开蔡大队的家。蔡大队听我讲了上述经过后，一面批评我“胆大包天”，一面要我抓紧准备，五天后“见包公”。回到照相室，打开摄像机的两大包装，我傻眼了！设备和说明书上竟全是密麻麻英文的勾子款子，没一个我认识的中国字。我打电话给好朋友、市电视台的杨芝葆（后任台长）求助，他听说我们有了彩色摄像机非常羡慕，可他说：“我们台也只有一台6毫米老式电影胶片机，还没见过日本彩色电视摄像机，更不会用，怎么帮你呢？”我说：“电影胶片机和电视摄像机大致工作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你们总比我内行啊，快帮我救场吧。”于是，杨芝葆亲自带着机务组长任秉昌工程师和摄影师周汉卿来了。我又打电话黄石师范学院的刘副院长求援，请他派个懂机械仪器类的英语老师帮我们翻译英文资料。我们5个人，开始了翻译研究捣弄日本彩色摄像机的“救场”攻关。白天他们要回去正常上班，晚上来帮我做“义工”，干到半夜。我给他们的报酬是，转钟时，黄石港大轮码头大排档，一人一碗黄石版馄饨—“清汤”。他们一般在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去，我到照相室休息一下，白天还要应付出案件现场和制作照片。“明天下午2点半，陈相乾局长和在家几位副局长到刑警大队照相室看彩色电视摄像机。”
周六上午，我把照相室整理得焕然一新，然后，架起电视摄像机和彩色监视器，对着大门口。下午2点半钟，门外一阵爽朗的谈笑声，蔡大队陪陈局长一行来了。局长们的谈笑声戛然而止，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原来，他们生平第一次在正对着门口的彩色监视器上，看到了活动着的自己！其他各位领导也都指着电视机里“活的”自己，开心的逗趣，笑着。蔡大队不失时机地喊：“小赵，你快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请各位领导坐下，队里女民警给他们沏上茶，我就边操作演示，边如数家珍地把“彩色电视摄像机的十大功能”贩卖了一遍。我说：“全省只有四套，早分完了，这套还是我在省厅先斩后奏抢来的。”陈局长说：“好，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买了。刑警大队要好好发挥它的作用，不光用于刑事侦查，还可用于局里政工宣传，以后可以把局里的一些大事都拍下来。”领导们走了，喧闹的照相室一下安静下来，我也松弛了，一个星期的废寝忘食化作此时的脚瘫手软，关门时，竟一下栽倒，头撞在锁头上，将头部撕开一个口子，鲜血直流。
从此，我更忙了，一人要身兼照相和摄像两职，现场上既摄像又照相，回后既要冲冼制作照片案卷又要后期制作录相带。局里、队里甚至兄弟单位有些大事也叫我去摄像。蔡大队看我太忙了，就到黄石港分局挑选了一位精干的青年民警乔卫国给我当助手，我则当起了师傅。也就在这一年，我被市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当选中共黄石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市委宣传部李北桂部长听说我们公安局有彩色摄像机，叫我带设备上会，边参加开会边为大会录制电视新闻。市电视台领导见要我帮他们录党代会电视新闻，既有点失落，也非常高兴。这正好为他们向市财政争取经费购买彩色电视摄像机提供了理由：一，过去，他们只有一部6毫米电影摄像机，每次拍了黄石新闻后要派专人送省电视台去转换成电视信号才能拿回来放，如有了电视摄像机，则可不用跑省台而直接编辑播放了。二，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连公安局都有了电视摄像机，我们堂堂市电视台竟然沒有，说不过去呀。1982年11月1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黄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新剧场隆重开幕。李北桂部长亲自指挥，市电视台总编室主任袁锦平和记者周汉卿、陈剑洪配合我紧张地为大会录像。晚上我们就用几个方凳子拼成工作台，用两个录相机对着剪辑，由播音员配音制作成新闻片，再派人连夜爬上月亮山发射台，确保党代会新闻当天晚上向全市人民播放。
黄石市第六次党代会外景拍摄现场 1982年11月12日 左起： 李北桂副部长、薛海水（时任统战部副部长）、陈剑宏（后任副台长）、作者、袁锦屏（电台编辑部主任）
市电视台录相编辑现场 1982年11月12日 左起：任秉昌机务组长、周汉卿摄影师、杨芝葆（后任台长）、杨涛（播音组长）、作者
黄石市广播电视史上的第一条自办新闻《中国共产党黄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就这样破天荒地诞生了。一些代表津津乐道地谈论说：“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都放了我们市党代会开幕式新闻，时间好长啊！”有的代表质疑：“是中央电视台吗？不像是果个效果吧？”更有敏锐的代表发现：“昨天镜头中，公安局代表的镜头怎么那么多呢？”当他们终于知道，昨天的电视新闻是来自市公安局的一位党代表录的，都不无惊讶地说：怪不得啊！这次党代会后，市电视台终于如愿以偿，新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袁照臣亲自批示市财政局拨款数十万元，给他们购买了一整套广播级的彩色电视摄录和编辑设备。
谨以此文致敬我曾经“胆大包天”的峥嵘岁月 深深怀念共同走过这段经历的所有师长和朋友 深切悼念我敬爱的已成故人的先行者们
2022年7月25日
“抢”来的彩色摄像机
赵志飞
觅 迹 追 踪 黄石铁流照像馆 傅福成 摄于1982年
40年前的1982年，整个黄石市包括市电视台，还没有一台彩色电视摄相机。阴差阳错，这一历史被我改写了。当时，我是黄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刑事照相技术员。1982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处办事，偶然听说公安部价拨给我省公安系统4套日产松下牌彩色摄相机（National WV3030N型，含一台JVC录像机），省厅留一套，其他三套原则上分配给武汉、黄石、宜昌市公安局。每套单价8万，省厅各补助4万。如哪个市不要，则另行分配。当时，日本的彩色电视摄录设备刚开始进入中国，用它记录刑事案件现场，有着传统黑白照相无法比拟的优势。机不可失，我忙给市局刑警大队蔡子鹄大队长打电话，报告了这个消息。我说“那太多了”。于是，我脑子快速运转，急就章地罗列了彩色电视摄像机对比传统照相机的十大优点：“一是电影功能，它是活动的影像；二是彩色功能，比黑白相片更真实；三是镜子功能，不用冲洗印放就即照即现；四是黑板功能，照不好可马上擦掉重照；五是记忆功能，不小心毁掉了还可以恢复；六是复制功能，一次录相可多次复制；七是编辑功能，可以剪裁配音；八是档案功能，一盘磁带可以储存一大文件柜的照片；九是节约功能，一盒磁带可以数百次使用；九是便携功能，机器小巧，一个人背着就可以操作。”最后，我说关键的：“省厅补助50%的经费。几个市公安局闻讯已到省厅来争了。厅里通知已发黄石。我是不是先把摄像机直接带回来？不然，晚了，会被其他地市抢跑的。”蔡大队听我这一顿宣传，心动了，说：“既然这么好，就要吧。但我要先请示局长。”
我找到省厅刑侦处的单邦桃处长说：“我们蔡大队长同意要，但他要请示局长。现在我急着赶火车回黄石，能否先让我把机子带走？”我说：“这好的事，局长怎么会不同意呢？万一不同意，我一定把摄像机原封不动给您送回来。”单处长同意了。我马上到器材处领了两大盒子设备，背着就走。小杨气喘吁吁地说：“你们蔡队长打电话来了，局领导不同意要摄像机。”“麻烦你回去对单处长说，没有追上我。至于局领导的工作，我回去做。实在做不了，我负责完璧归赵，决不害你！”我背着设备，几乎是小跑的穿小路赶往武昌南站，我怕他们又追来了。
作者与陈相乾局长 在回黄石的火车上，我分析，蔡大队请示的一定不是市局一把手陈相乾局长。陈局长这几天在市工人疗养院住院，在家主持工作的是另外一位副局长。而这位分管财务的副局长，对经费管得很紧，加之陈局长不在，他显然不好拍板购买需要4万元（当时可是一笔巨款）的新设备。而陈相乾局长的作风是果断利索，只要跟他讲清了理由，他就敢于拍板。记得我任侦查员时，为办一起军分区手枪盗窃案，我和湖北省军区保卫处的朱金送副处长到新疆乌鲁木齐部队查线索，去时坐绿皮火车硬是站了两天两夜，返回时，他要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回武汉。我说，“我级别不够，坐不了飞机。”那时，坐飞机必须副县级以上。朱副处长说：“没关系。这是特殊情况，到时我们帮你证明，火车票难买，而且你只飞到兰州，避开这一段又远又乱的火车旅程。”这样，我就和他一起从乌鲁木齐飞兰州。余下路程仍然还是挤火车回的。回到黄石，队领导看我的旅差票中有飞机票，不敢签字。叫我直接找陈相乾局长说明情况，并告诉我陈局长可能会签的。果然，陈局长听我汇报了坐飞机的原因，二话不说，签了一个字：“报”。可我一到行政科，任我怎么解释，会计以“不够级别”坚决不同意报。我说“陈局长都签字了”。会计说“那要他重签，这是制度”。陈局长没等我说完，拿起笔，在他原写的“报”字前面加了一个字，“要”，后面加了个“！”号。我再捧着报销单去行政科。会计望着“要报”两个字和一个感叹号发了呆，朝我打量半天后，极不情愿地给我报了。事后，陈局长在一次大会上说，“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要关心在外出差办案的同志，他们在外面又危险又辛苦，我们应该体谅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当时我就想，以后我要有了报销签字权，对部属们出差办案的旅差费能报尽报，而且也只写一个字：“报！”或两个字“要报！”想到这里，我决定，直接闯去疗养院找陈相乾局长，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到了黄石，已是华灯初上，我立马蹬了20多华里自行车，闯到远在郊区的市工人疗养院，去见住院的陈局长。陈局长看我一个小警察，为了工作上的事，风尘仆仆从武汉一回就饿着肚子、满头大汗地跑去找他，又耐心听了我讲了省厅关于摄像机的分配过程以及我说的那十大功能，他笑了：“好吧，给你五天时间，本周六下午我要回市局，到时我和在家局领导都来看你说的那几大功能，如果是吹牛，你跟老子将这个么事么事机退回省厅。”
有了陈局长的表态，我底气倍增。赶回市局，夜11点了，我又敲开蔡大队的家。蔡大队听我讲了上述经过后，一面批评我“胆大包天”，一面要我抓紧准备，五天后“见包公”。回到照相室，打开摄像机的两大包装，我傻眼了！设备和说明书上竟全是密麻麻英文的勾子款子，没一个我认识的中国字。我打电话给好朋友、市电视台的杨芝葆（后任台长）求助，他听说我们有了彩色摄像机非常羡慕，可他说：“我们台也只有一台6毫米老式电影胶片机，还没见过日本彩色电视摄像机，更不会用，怎么帮你呢？”我说：“电影胶片机和电视摄像机大致工作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你们总比我内行啊，快帮我救场吧。”于是，杨芝葆亲自带着机务组长任秉昌工程师和摄影师周汉卿来了。我又打电话黄石师范学院的刘副院长求援，请他派个懂机械仪器类的英语老师帮我们翻译英文资料。我们5个人，开始了翻译研究捣弄日本彩色摄像机的“救场”攻关。白天他们要回去正常上班，晚上来帮我做“义工”，干到半夜。我给他们的报酬是，转钟时，黄石港大轮码头大排档，一人一碗黄石版馄饨—“清汤”。他们一般在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去，我到照相室休息一下，白天还要应付出案件现场和制作照片。“明天下午2点半，陈相乾局长和在家几位副局长到刑警大队照相室看彩色电视摄像机。”
周六上午，我把照相室整理得焕然一新，然后，架起电视摄像机和彩色监视器，对着大门口。下午2点半钟，门外一阵爽朗的谈笑声，蔡大队陪陈局长一行来了。局长们的谈笑声戛然而止，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原来，他们生平第一次在正对着门口的彩色监视器上，看到了活动着的自己！其他各位领导也都指着电视机里“活的”自己，开心的逗趣，笑着。蔡大队不失时机地喊：“小赵，你快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请各位领导坐下，队里女民警给他们沏上茶，我就边操作演示，边如数家珍地把“彩色电视摄像机的十大功能”贩卖了一遍。我说：“全省只有四套，早分完了，这套还是我在省厅先斩后奏抢来的。”陈局长说：“好，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买了。刑警大队要好好发挥它的作用，不光用于刑事侦查，还可用于局里政工宣传，以后可以把局里的一些大事都拍下来。”领导们走了，喧闹的照相室一下安静下来，我也松弛了，一个星期的废寝忘食化作此时的脚瘫手软，关门时，竟一下栽倒，头撞在锁头上，将头部撕开一个口子，鲜血直流。
从此，我更忙了，一人要身兼照相和摄像两职，现场上既摄像又照相，回后既要冲冼制作照片案卷又要后期制作录相带。局里、队里甚至兄弟单位有些大事也叫我去摄像。蔡大队看我太忙了，就到黄石港分局挑选了一位精干的青年民警乔卫国给我当助手，我则当起了师傅。也就在这一年，我被市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当选中共黄石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市委宣传部李北桂部长听说我们公安局有彩色摄像机，叫我带设备上会，边参加开会边为大会录制电视新闻。市电视台领导见要我帮他们录党代会电视新闻，既有点失落，也非常高兴。这正好为他们向市财政争取经费购买彩色电视摄像机提供了理由：一，过去，他们只有一部6毫米电影摄像机，每次拍了黄石新闻后要派专人送省电视台去转换成电视信号才能拿回来放，如有了电视摄像机，则可不用跑省台而直接编辑播放了。二，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连公安局都有了电视摄像机，我们堂堂市电视台竟然沒有，说不过去呀。1982年11月1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黄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新剧场隆重开幕。李北桂部长亲自指挥，市电视台总编室主任袁锦平和记者周汉卿、陈剑洪配合我紧张地为大会录像。晚上我们就用几个方凳子拼成工作台，用两个录相机对着剪辑，由播音员配音制作成新闻片，再派人连夜爬上月亮山发射台，确保党代会新闻当天晚上向全市人民播放。
黄石市第六次党代会外景拍摄现场 1982年11月12日 左起： 李北桂副部长、薛海水（时任统战部副部长）、陈剑宏（后任副台长）、作者、袁锦屏（电台编辑部主任）
市电视台录相编辑现场 1982年11月12日 左起：任秉昌机务组长、周汉卿摄影师、杨芝葆（后任台长）、杨涛（播音组长）、作者
黄石市广播电视史上的第一条自办新闻《中国共产党黄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就这样破天荒地诞生了。一些代表津津乐道地谈论说：“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都放了我们市党代会开幕式新闻，时间好长啊！”有的代表质疑：“是中央电视台吗？不像是果个效果吧？”更有敏锐的代表发现：“昨天镜头中，公安局代表的镜头怎么那么多呢？”当他们终于知道，昨天的电视新闻是来自市公安局的一位党代表录的，都不无惊讶地说：怪不得啊！这次党代会后，市电视台终于如愿以偿，新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袁照臣亲自批示市财政局拨款数十万元，给他们购买了一整套广播级的彩色电视摄录和编辑设备。
谨以此文致敬我曾经“胆大包天”的峥嵘岁月 深深怀念共同走过这段经历的所有师长和朋友 深切悼念我敬爱的已成故人的先行者们
2022年7月25日
赵志飞，全国公安文联警事文物专委会主席。曾为工人、警察、教授、一级警监、省政府参事。湖北省作协会员，著有涉警作品十余部。 | 
发表于 2022-7-26 14: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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