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王建福 | 短篇小说：春生他爸

小心翼翼端起酒杯的李春生，怯生生地左右环顾了一下。低声说：“你回来一次不容易，我得好好陪陪。”说完跟我碰杯，刻意让自己的酒杯低于我的酒杯。

我忍不住笑了。几十年了，这家伙总是这个样，动作小心翼翼、说话细声细气。他的这种个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时代和家庭环境造就的。 

我居住的城市，离武汉有点远，一般没有重要的事情，很少回去。这一次相聚，我觉得春生越发像个祥林嫂了。三杯酒下肚后，又开始忿忿不平地为他爸喊冤。其实早在1978年，他爸的右派已经平反，政府还按高级教师的工资标准，每月86元，补发了他爸从1957年到1965年坐牢那八年的工资，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春生就是靠他爸留下来这“第一桶金”，在汉正街买下一个小门面，开始了他当老板的生涯。可是春生还不满意，说他爸是因公牺牲，还应该追认烈士：“他们承认我爸是因公殉职。但是那时我爸还戴着右派帽子，所以不能评定烈士。我说我爸现在已经平反，不是右派了，为什么不能追认烈士？他们说，这种情况找不到文件依据。这是什么逻辑？！”这话每次见面他都要说一次。

“你还记得我爸不？”春生问。

.我当然记得他爸。尤其记得他爸第一次到学校开家长会的样子。

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学校开家长会，春生家都是妈妈来开会的。到五年级下学期，春生他爸来了。那天是1965年五一节前夕，学校里操场周边槐花盛开。春生他爸个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七五的样子，穿着一件薄薄的深蓝色风衣，双手插在斜开的口袋里，圆圆的脸，带着一副黑色边框的圆形眼镜，很有书卷气。他站在我们教室门口那一树雪白的槐花下面，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惊艳！我仔细一瞧，那不是两个月前在春生家见过的那个人吗？我便疯跑进教室，大声叫起来：“春生，你爸来开家长会了！你爸今天好神气，像语文书上的李大钊哎！”春生却红着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家长会结束后，同学们都是牵着挽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回家，春生却是低着头走在他爸身后，像个陌生人一样，始终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也许，春生是觉得自己有个这样的爸爸，低人一等。

其实同学们并没有春生想的那样复杂。他爸是右派、坐过牢，班上同学都知道。但没有同学因此瞧不起春生。我们班上有三个成绩最好的男同学，每次考试总是包揽班上总分前三名，这就是我、春生和建一。老师们私下跟我们班主任开玩笑，说我们三个是五年级一班的“三剑客”。春生能成为“三剑客”，格外不易。因为他爸坐牢，帮不了他。他妈是河南人，说一口夹生武汉话，文化程度不高，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一年到头两班倒，还要照顾春生的生活，辛苦得很。春生自觉，学习上从来不要妈妈操心。

春生家住在地处中山大道中段的积庆里。这个地方是汉口最热闹的所在。马路对面，就是当时武汉最繁华的六渡桥百货公司。隔壁，是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娱乐场所“民众乐园”。虽然地处繁华中心，积庆里里面却是十分幽静。朝向中山大道的一面，都是大型商铺，建筑高大厚实，把喧嚣阻断在外。从大门进入里分，一条大道从中间串起四条百米长的横巷。每条横巷里，面对面的石库门住宅有二十来户，上下两层楼的结构，一层两个房间。每户住宅里，穿过小小的天井，阴暗的走道，可以到达后面的厨房、厕所及后门。解放前，这里基本一户一家，都是有头有脸的有钱人，属于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汉口后，霸占了这个好地方，把它变成了武汉市最大的“慰安所”。日本战败后，富人区变成风月场，这个地方没有了过去的身价，住的基本上是普通百姓了。一户两家、三家甚至一户四家！春生家住在第二条巷子某一户楼上，有两间房，一间是他爷爷住，一间是春生一家三口住。这房子据说是解放后政府根据民族政策分配给他爷爷的。因为他爷爷是汉口广益桥清真寺的阿訇。

一九五七年，春生不到四岁，他爸爸就被打成右派，送进了监狱。春生听他妈妈说，这牢狱之灾，基本上是春生他爸自找的。学校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号召了好几天，没人说话。校领导给骨干们做工作，让大家动员老师们积极参加。春生他爸是语文教研组组长，在组里开了几次会，还是没人说话。党总支书记说，没人发言的教研组，要评为后进组。春生他爸没办法，只好对书记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说吧。”回家认真思考了一晚上，第二天向学校党总支上交了一份“意见书”，批评党总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讲政治积极，对教学业务却关心不够。这个学校是一所武汉市的重点高中，每年考取大学的学生很多，这被老师们视为自己的骄傲。所以，谈到重视教学业务，老师们自然赞同的多。意见书在学校公布后，因为有人带了头，学校里的“大鸣大放”才开始热闹起来。春生他爸还觉得很得意，以为自己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谁知道一个月后风向大变，开始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春生他爸不讲政治，宣扬“白专道路”，有严重的右倾思想。甚至还有人说他仇恨共产党，他的“意见书”是向党进攻！

春生他爸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对党有仇恨。他父亲是爱国宗教人士，解放前就与地下党合作，为武汉的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他本人也是在党的关怀下读上大学，当上人民教师。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反党。说他反党，是学校党总支书记陷害他。所以他坚决不承认错误，坚持自己“意见书”上的观点。本来上级工作组看在他爸是知名宗教领袖份上，给他定调一般右倾，戴个“右派”帽子，还是留校工作。可是春生他爸不知好歹，死不认错。几番争论，事情越闹越大，他被定性为反党份子，判刑八年。不知道为什么，春生他爷爷听到这个结果，把铺盖卷一背，住进清真寺不回来了。

家里一下子少了两个个大男人，春生他妈很生春生他爸的气，因为他这样愚蠢的一闹，把家给毁了。但是她也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个好人，被抓去坐牢是活天的冤枉。她只能默默无声地承受，挑起了一个人照顾孩子的生活重担。她把春生爷爷住的那一间房租给了汉剧团的花旦演员陈老师，每个月就多了五元钱的租金收入。加上她自己一个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娘儿俩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她只希望春生他爸在监狱里认真改造，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回家，一家三口再重新开始新生活。毕竟他们还年轻。

一九六一年，眼看着“三年灾害”熬到了头，春生他爷爷却病死在清真寺里了。春生说，处理完爷爷的后事，不知道是哪个机关哪个层级的领导心生善念，让监狱里的春生他爸写个“悔过书”。说只要他诚恳地承认错误，可以给他减刑，让他提前回家。春生他妈喜出望外，专门跑到监狱去探监，让他爸赶快把“悔过书”写好交给监狱领导。

会见室里，隔着一张长条桌，春生他爸从眼镜后边紧紧盯着春生他妈：“你认为我有罪？”

.春生他妈说：“这是个好事啊老李，你就别较真了。只要能够回家，写个‘悔过书’算啥？！”

春生他爸说：“那是白字黑字，是我的历史！我宁愿把八年牢坐满，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站起身来，扭身就离开了会见室。

春生他妈傻了。春生他妈说，连站在一边监视他们的狱警都傻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写几个字，少坐四年牢，这样的好事都不干，这个男人是坐牢坐傻了吧！历史是什么呀？难道比自己的妻儿还重要？回到家里，她对春生说：“从现在起，你就当你爸死了。”

可是春生他爸毕竟没有死，所以一定还会回来。

春生家一般没有大人在家，基本上就成为我们“三剑客”放学后的俱乐部。有作业做作业。没作业就下军棋，或者再邀两个住在附近的同学来捉密藏。积庆里条条巷子相通，家家都有后门，很适合玩捉密藏。偶尔遇见春生妈妈下了早班回了家，她也不会干涉我们的任何活动，因为她知道我们三个人学习成绩都很牛，放心。最多，到下午五点钟光景，她会提醒我们：“伢们勒，你们家娘老子等你们回家吃法呢！”

那天是1965年3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六，五年级下学期刚开学后不久，我们“三剑客”照例放学后到春生家玩。春生他妈在楼下厨房准备晚饭，我们几个正在下军棋呢，房门推开了，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站在门口。他面色苍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提着一只很大的、脏兮兮的旅行包。春生好像知道他是谁，吓着了一般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喊：“妈！妈！他、他、他回了！”

男人听春生这么一喊，立马就知道春生是谁了。他扔下旅行包，一步跨进门，双手抓住春生的双肩，老鹰拎小鸡一样把春生拉到自己面前：“你是春生？狗东西，八年了，你一次都没来看老子！”镜片后面，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春生他妈从厨房里赶过来，一把把春生拉进自己怀里：“你干什么呀？把伢吓倒了！不是你自己不让我带孩子去看你的吗？！你先去换衣服、洗澡！”

看到这儿，我们几个孩子虽然小，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各人拎起各人的书包，一哄而散。

星期一上学，我们发现春生的嘴角有伤疤。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悄悄告诉我，是他爸打的。

那天我们走了之后，春生他爸又把春生拉倒自己身边：“我是你爸，记得不？”

春生小声说：“记得。”

“那你刚才‘他、他、他’什么意思？瞧不起爸爸坐过牢是吧？不愿意喊爸，是吗？”

春生跟我说，他自己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因为太长时间没看见这个爸爸了，一下子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而已。可是他爸硬是要说春生瞧不起自己，不认这个右派爸爸。春生不晓得怎样解释，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那你叫我一声！你叫了我，就说明你还是认我这个爸爸！”春生他爸使劲抓着春生的胳膊，固执地非要春生立刻叫他。

春生有点难为情地对我说，他八年没喊过“爸爸”，是真的不知如何开口。

这时，春生他妈烧好洗澡水，过来喊他爸去洗澡。看见春生被他爸逼哭了，赶紧上前解开他爸抓着春生的手，低声对他爸说：“你是坐牢坐傻了吧？孩子八年没见过你，你让他缓过劲儿来再叫不行吗？”

春生他爸松了手，站起身来，忽然抡起巴掌，搧在春生脸上，转身出去洗澡了。正在给春生他爸收拾行李的春生他妈回头一看，春生被打得口鼻流血，赶紧扯了一团准备做棉袄的棉花，蘸着清水帮他擦洗干净。再仔细一看，春生的嘴角裂开一个小口，还在渗血。妈妈抱着春生，哭了起来。

我问春生：“那你到底喊了你爸没有呢？”

春生说：“喊了。他本来就是我爸，我不喊他‘爸’喊什么？我妈抱着我，一边流泪一边跟我说，我爸是受了八年的委屈，脾气变坏了，叫我别记仇。”

第二天，春生他妈一大早到广益桥买回两斤牛瓦沟，用白萝卜煨了一铫子牛肉汤。中午吃饭时，先给他爸盛了一大碗，牛肉也基本上全盛在那只大碗里了。他爸看着碗里的牛肉，半天没动筷子。然后问：“这就是你们两个人这个月的肉票了，是吧？”春生妈妈说：“没关系，已经是月底了，马上就可以用四月份的肉票了。”春生爸爸不说话了，把他们的汤碗端到自己跟前，三个人平分了自己碗里的牛肉。

春生说，他依稀记得，他爸和他爷爷，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上面浮着厚厚一层黄油的瓦沟汤。他爸把分好的牛肉汤递给春生，春生说：“谢谢爸！”然后春生看见，低着头大口喝汤的他爸，把眼泪滴在了汤里。

自从春生他爸回家，我们“三剑客”就再也没到春生家活动了。因为从那以后春生的脸上笑容很少，他说他爸老是阴着脸，有点吓人。于是我们不敢去他家。一直到快过国庆节了，忽然有一天春生跟我们说，过了国庆节，我们又可以到他家去做作业了。因为他爸找到了工作，而且还是住在单位里，每个星期六晚上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再到单位去上班。

后来我才知道，春生他爸回家后没两个月，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呆不住了。坐牢前春生只有三四岁，一家三口一张大床，也没觉得挤。现在春生已经快十二岁了，不可能三个人挤一张床了。而且天气已经进入夏天。夏天的汉口，火炉一样难熬。于是他把原先靠窗户的小饭桌挪到床头靠墙，在窗户下用小竹床搭了个小床，給春生睡觉，窗户紧靠天井，凉快。而他自己，只要不下雨，每天都是搬了一把躺椅，到楼下天井睡，那里比房里凉快得多。可是夏天总会过去，天气一交秋，天井就不能睡了。他觉得横竖不自在，成天在家里唠唠叨叨，埋怨春生他妈不该把房子租给人家。

春生他妈被他爸埋怨了几次后，找了个机会跟陈老师商量收回房间。商量的结果，却是陈老师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搬家。他们剧团自己没有职工宿舍，都是各人自己在外租房。像陈老师这样的角儿，太脏太破的地方，打死她也不会去住的。可是像积庆里这样位置闹中取静、房子干净整齐的地方，汉口再也难找。这些年来，春生他妈与陈老师相处得不错。陈老师爱干净。对春生很好。又是一个人，没什么麻烦事儿。她从来不拖欠房租，是个好租客。所以春生他妈拿不下面子赶陈老师走。回到房里，独自着急，长吁短叹。春生他爸本是读书人，也不会吵架霸蛮。于是两口子只能相对无语。

倒是陈老师感觉有点难为情了。因为春生家这个情况，她也看在眼里。可是合适的房子只能慢慢寻找。思来想去，她便主动跟春生他妈商量：“马大姐，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了麻烦。我提个暂时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呢，一是我现在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房子。第二个呢，在我没有退房之前，让春生晚上就在我家睡。或者睡我家沙发，或者把他的小床搬过来，都可以。这些年了，我把春生当儿子，春生也从不把我当外人，没关系的。要不你和李大哥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春生他妈把陈老师的建议说给春生他爸听。春生他爸沉吟半天，说: “人家好歹也是个艺术家，我们不能弄得人家无家可归。算了算了，还是我来想想办法。”春生他妈说：“你能有什么办法？”他爸说：“她现在走不了，那只能是我暂时让一让啊。”

春生他爸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有很多同学都在各自单位里当领导了。听说他爸出狱了，不少同学都来看望他，有嘘寒问暖的，也有帮他找工作的。现在就已经有三份工作让他来挑选：有个同学在某中学当校长，可以安排他以临时工的名义去教书；有个同学担任日报的副总编辑，可以安排他到报社搞校对；还有个同学在汉阳区政府当办公室主任，说可以请汉阳区劳动局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岗位不一定好，工资不一定高，但肯定是固定工，工作稳定。春生他爸不愿意在任何与文字相关的岗位上干活了，他要去找当主任的同学聊一聊。

春生他爸没想到他那个同学权力那么大，直接把他带到区劳动局，请局长亲自来帮这个忙。把情况弄明白后，那位局长说话很直：“李老师，虽然有政策可以为情况特殊的刑满释放人员安排工作，但是肯定不能安排重要企业和重要岗位，这对您这个武大高材生是委屈了。您是主任亲自带来的，我只能把能够安排的所有单位、岗位都拿出来，任您挑选。”

主任和局长建议春生他爸到汉阳红旗造纸厂当仓库保管员。这个岗位不是生产一线，没有繁重的生产任务，但又需要有一点文化，会记账，做几张简单的报表，比较适合春生他爸这样的读书人。 

春生他爸也很满意这个岗位，主要原因是他了解到工厂仓库有值班室，只要不在里面烧火做饭，单身职工可以把它当宿舍！ 

春生不再怕他爸了。他说，自从他爸上班后，脸上开始有了笑容，有点像个爸爸了。他妈的脸上也有了笑容，因为他爸开始给家里拿钱了。他爸周末回来，会查看一下春生的作业本儿、问问考试测验成绩。有时候高兴了，还会带春生到隔壁“东来顺”去吃几根羊肉串。我印象中，那一段日子，是小时候的春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6年春节以后，寒假结束，我们进入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说，要保送我们“三剑客”上市立重点中学。可是还没等到期末考试，运动又来了，而且比哪次运动都闹得邪乎。我们的校长、老师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剃了光头游行，还抄了他们的家。最可笑我们班上那几个十四五岁的老留级生，也要造反。他们在教室里刷标语:某某老师来月经，坚决打倒她！

我们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在小学六年级！

春生他爸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到造纸厂当工人。运动开始后，学校、报社，都最先受到冲击，老师、编辑、专家、教授都成为斗争对象。如果他这个右派份子还留在学校或者其他文化单位上班，第一个被揪出来斗争的，也许就是他！弄得不好，被整死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听说，当年划他右派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堪折磨跳楼自杀了。红旗造纸厂在汉阳郊区的汉江边上，很偏僻，山高皇帝远。仓库又是个辅助单位，只有两三个职工。所以这里虽然也闹运动，相对市内要温和平静得多。大概春生他爸对反右运动中吃过的亏还记忆犹新，坚持少说话多干活，这样的“死老虎”，也没人找他什么麻烦。因为有这个条件，1967年夏天，汉口的武斗最严重的时候，春生他妈把春生送到他爸厂里去住了。我们“三剑客”也就从此成为了历史。

我再次见到春生，是1969年春节。春生一家在河南他姥爷家过完年回武汉，春生就直接回积庆里，不再到他爸厂子里去住了。我们小学毕业进中学，虽然没正经上过一天课，今年也要算初中毕业了。据说，学校里已经传出话来，说还过几个月，我们都会成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同学就可能天各一方了。春生怕再见不着我们，跟他爸说，挺想念我们几个同学的。他爸就说：“不是正好过年吗，家里还有点好菜，你把他们约家来，一起吃个饭！”春生他妈说：“这个主意好。你不在家那么多年，就是这帮孩子给春生做伴，都是好孩子！”

那一餐饭，全是牛羊肉，不太合我的胃口。可是近距离接触春生他爸，跟春生他爸聊天，似乎有一种坐进了高中教室，正在听老师讲课的感觉。那感觉，真好。

原来，春生在他爸厂里住了一年半时间，也读了一年半时间的书。他在他爸的辅导下，已经读完了全部初中、高中的语文课程。我们大家都羡慕不已！春生他爸说：“光羡慕不行。你们要主动读书，要准备上大学。人与人比，读不读书，前途是不一样的。目前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一定是暂时的。我听春生说，你们几个成绩都很好。那你们完全可以自学，至少语文历史地理这三门可以自学。你们有了准备，一旦国家教育恢复正常，才有机会考上大学。孩子们，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懂吗？”

很幸运，那天到春生家吃饭有四个同学，恢复高考后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包括我。我特别感谢春生他爸。

春生他爸在我眼里的形象，一下子高大、实在起来。他的头发开顶很高，叫我想起学校里但凡有点本事的老师，都是这种“聪明绝顶”的范儿。他说话很好听，是用那种典型的男中音，轻轻地、慢条斯理地说话，没有“嗯”“啊”之类的虚词，说出来的话就像写好的文章，连标点符号都能听出来。我对春生说：“你爸真是有学问的人，像个哲学家！”

春生捂着嘴巴笑了。他看了看旁边无人，小声对我说：“鬼的哲学家！他是个迷信头子，你信不信？”

春生他爸工作的仓库，离汉江大堤不到100米。在仓库与大堤之间，是很大一片料场，存放的是一垛一垛小山一样高的芦苇、稻草，都是造纸的原材料。它们是从江汉平原用大木船送来，在江边码头卸货后，直接堆放在这里的。仓库值班室在库房大门旁边，既守住了仓库大门，又可以看见料场上的原料，很方便。春生说，那里很好玩。他爸白天上班，春生就在值班室里看书，写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帮他爸接接电话。晚上，他爸给他上课。没事时，父子俩在料场、大堤上走走、转转，视线开阔，空气新鲜，挺好。有时候天气好，他爸会给他一根小竹竿一只小水桶，让他在码头边浮草多的地方刷参子。收获好的时候，半天可以刷到半桶参子鱼。他爸把它们收拾干净，腌了，周末带回积庆里，让他妈用油煎了，吃一半，还可带一半到厂里下饭。

春生觉得最不方便、最叫他害怕的，是晚上上厕所。仓库里、值班室里都没有厕所。要上厕所，就必须出门向大堤方向走五十多米远，那里有一个简易厕所，是给在料场卸货装货的工人们使用的。春生说，比足球场还大的料场，远离热闹的厂区，晚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一垛垛高大的草料，又把灯光遮住不少，弄得到处影影绰绰，张牙舞爪的样子。每次从这里走过，哪怕有一点点声响，都吓得他汗毛直竖。虽然春生并非每天都要起夜，他爸还是想办法找来一只破水壶，给春生当夜壶用。但是天气暖和时不许用。他爸说，值班室是工作场地，气味难闻人家要说闲话。

1968年初夏的某一个深夜，闷热。春生热醒了，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走在半道上，发现一棵大树横在马路上。他迷迷糊糊跨过大树走到厕所，边拉尿，边清醒起来：这条路从来没有什么障碍物呀，怎么突然来了一棵大树呢？往回走，他就放慢了脚步，留意观察路面，防止自己被绊倒。这一留意，差点把春生的魂也吓飞了！

春生看见，在他前方大约十几米处，有一小水桶般粗细的庞然大物，横梗在马路上。昏暗的灯光下，依稀可以看见它身上黄黑相间的花纹，头尾都隐没在马路两侧的深草里。它似乎是要横穿马路，又似乎舍不得离开开阔凉快的马路，慢吞吞地在马路上曲折滑行。春生蹲在路边的草丛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玩意。不知道过了多久，那玩意儿才慢悠悠地滑过了马路，消失在一垛草料的背后。春生确认那习习索索的声音确实远去了，跳起来飞快地跑回值班室，一进门就紧紧抱着他爸，语无伦次地小声说：“好大的蛇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春生他爸问清楚了情况，自言自语地说：“哪有这么粗的蛇啊？”他又嘱咐春生：“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现在搞运动，弄得不好会说我们造谣惑众，知道不？”

第二天早上，春生带他爸到那条“大蛇”出没的地方看了。春生他爸说，果然有巨物压倒野草的痕迹。从这时起，他不许春生晚上出门了。他自己连续几天，每天深夜都要出去蹲守两三个小时，终于再次看见了那条巨大的“蟒蛇”。他告诉春生：“差不多有二十米长！这不是蟒蛇，这个地区没有这样大的蟒蛇！”

春生说：“不是蟒蛇，那是什么呢？”

春生他爸很严肃地说：“是龙。只有龙才可能有这么大。我看见它走过的路线了。它是从凤凰山方向过来的，去往汉江大堤方向。我是在大堤附近看见它的。只露了一下面，就不知道钻哪里去了。”

春生说：“你这是迷信。老师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龙。”

“我也是老师！”春生他爸说，“我听老人们说过关于龙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未知，不能解释，才说是迷信。这条龙可能是在凤凰山修炼，现在已经得道，所以来到江边，等待飞升的机会。记住，不要对任何人说见到过它。天机不可泄露。否则，它会处罚你的！”

春生不相信他爸的话。但是除了我，他也确实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情。他说，他不告诉别人，是怕人家说他爸造谣，又把他爸抓走。他说：“我再也不想过没有爸爸的日子了。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哈。”

我信守了诺言，直到写这篇小说为止。现在可以说了，是因为如果泄露天机要承担风险，春生他爸就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春生他们发现巨物的第二年，1969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8月中旬，洪水涨到离汉江大堤堤面只有一米五了。红旗造纸厂的全体党员、干部、民兵都上了堤。春生他爸头上还戴着“右派份子”的帽子，所以没有资格参加抢险队，只被要求看好仓库和料场，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那天晚上，天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不断，像极了一场大雷暴就在眼前。可是电闪雷鸣闹了半宿，没见一滴雨。春生他爸在值班室热得睡不着，爬起来准备到水龙头边上去洗个澡。一出门，看见地上明晃晃一片反光。“水！”春生他爸立即反应过来。这个地方哪里来的水呢？他循着水迹找去，很快来到大堤边上。“大堤渗水了！”春生他爸大声呼叫起来！

很快，厂里抢险队员们都冲向大堤，打开手电寻找渗水的地方。春生他爸灵机一动，想到他看见的那条“龙”：会不会是那条“龙”在汉江大堤上有藏身之地，引起了管涌？！他立刻找到领导，说：“水来得这么突然，不像渗水，像管涌。就在这附近，看江边有没有漩涡！”

领导也顾不得春生他爸这个右派分子的话是否可靠了。立即把人分为两拨。一拨继续在堤内寻找，一拨沿着堤外水边观察，很快就发现一个脸盆大小的旋涡。春生他爸说：“这个下面肯定有个洞了。赶紧堵！投石头、沙袋！”

漩涡一边急速地旋转，一边晃动着位置，备用的石头沙袋投不准，浪费了不少。眼看石头沙袋跟不上来，大家想到堤下料场里山一样的芦苇，赶紧搬来芦苇望漩涡里投。芦苇有浮力，扔下去就随水流漂走了。人们便扛来一些粗壮的毛竹，把毛竹插在漩涡周围，把沙袋和芦苇捆在一起，顺着毛竹往水下送，果然送进去几捆。漩涡离岸边有近两米远，一般人个子小，够不上。春生他爸个子高，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扛着一大袋沙土，涉水走到离漩涡最近的地方，扭腰耸肩奋力一投，沙包准确地投进了漩涡中心，他自己却用力过猛，脚下一滑，被湍急的水流吸进了漩涡......

春生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刚下放到与汉阳相邻的汉川县不久。那天晚上，他在村口大树下乘凉，看见汉阳方向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半晚上不消停。乘凉的老人们说，发大水的年份，如果遇到上半夜干打雷不下雨，下半夜暴雨倾盆，那就是“龙起醮”了。春生问，什么叫“龙起醮”？老人说，就是在地上修炼千年的蟒蛇成就正果，第一次以龙的身份乘暴雨洪水腾空飞升。

春生说，那晚的下半夜，果然下了一场倾盆暴雨。他有点相信他爸说过的话了。两天后，他才知道，他爸就是在那天晚上堵了管涌。

老同学相聚，总有扯不完的陈年往事。春生喝得有点多了，话便更多。他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在我耳边唠叨：“我爸这辈子，太倒霉了。我总在想，如果我没发现那条巨蟒，我爸是不是就不会关注那个发生管涌的地方呢？如果他不去发生管涌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死呢？如果他不死......”

我总算明白春生坚持要求给他爸追认烈士的原因了。他是内心深处有道需要填平的坎儿。

唉，时间越来越久远，人们的记忆越来越淡薄。现在连红旗造纸厂都不存在了，可春生还在为这个事情奔波。但愿春生的努力能够有个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