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拍摄房子,拍那些死了男人,由落寡的女人带着儿和女和老人生活的房子,想要做一件好事,帮他们募捐,建起新房子来。这是一项工作,这工作由一群女人来做,定然要带了女人的视角、理想和温情。事先,几个人坐在屋里想,想到爱——这工作离不开爱,实质就是爱。就起名“爱筑屋檐”吧。同时也想到了“爱筑屋宇”。屋宇当然更好更完整些,但感觉有些奢华。屋檐,筑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似乎更温暖,也更切合爱本身。
我们举着摄像机从城市出发。城市的突出标志是屋子和灯盏——屋子绵延着屋子,满世界的高楼大厦;夜晚,七彩的琉璃灯将没入黑暗中的房子、楼群错落有致地烘托出来,浮在夜色里,带着几分迷幻。我们就是从这样的城市出发,从它半路上才开始对我们人生的浸淫中出发,去并不陌生的乡村——我们幼时的根在乡村。
脑子里有一组熟悉的形容词:破旧、阴暗、狭窄、漏雨、有垮塌可能……有它们垫底,手里的摄像机不会迷失方向的。的确,我们顺利找到了它们。它们在那里,在乡村越来越多的楼上楼下的缝隙里,像邋遢的乞丐,像幽怨的弃妇,像没落的阶级……面对它们,那些形容词是多么僵化啊!其实,它们是瓦顶下遍生的绿苔,是糊住的塑料薄膜被吹烂的窗户,是风雨飘摇、指不定啥时候会垮塌的墙(或者干脆就是一堆断垣瓦砾),是肮脏的锅碗瓢盆和睡榻,是耗子在黑洞洞的墙角的猖狂游戏。也是春天的寒凉里趿在一个孩子脚上的硬塑料拖鞋,是黄昏时脚步不知往哪里去,是无处安放的活着的尊严……这些房子的现状,远远超出了那些预设的形容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许多年前,我们不是没见过、没住过那么破的房子,我小时候甚至住过茅草盖顶的棚屋。但那时候,在我的茅草屋周围,并没有几栋好房子。人们类似的贫穷,房子类似的土灰色。破旧与破旧比肩而立,破旧隐没在破旧里,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但现在的它们不同,现在,尽管在某个村落里,它们只有极少的一两间,但它们存在着,与整个现代农村相对峙,尖锐而又无奈。
对于任何人事,设想永远无法追逮真相的脚步,就像艺术对生活的再造、想象和编排最终统统都要输给生活本身一样。关于房子,在我们的想象中,最窘迫莫过于没有房子,在燕雀百鸟皆纷纷归巢牛羊六畜皆结队返窝的傍晚时分无家可归。但事实并非如此。
春天,山上的金银花开了,淡淡的、浓浓的香。一个女人提了篮去采,她的手粗黑,和拈花的纤纤玉手一点也沾不上边。脸也是黑的,黑得失血。
她提了篮去采金银花。
她干嘛要提了篮去采金银花呀?那么黑,黑得失血,把个春天、女人和花朵组合的诗意全弄没了。
山上的春天突然变得很寂静,阳光下各种花朵、草芽、树叶疯长疯开的喧闹声全都停下来了,只听见她粗黑的手嚓嚓嚓地掐断金花银花花枝的声音,嚓嚓、嚓、嚓嚓嚓……这声音和她那双粗黑的手很配。
可怜的金银花,真是……花不逢时。不对,是遇人不淑。
这个不淑的山里女人早几年死了丈夫,她要养活一双儿女,她要供一双儿女上学读书,她还想把那间不到二十平方的破房子拆了……做一幢新的。那间娘三个的栖身地,没什么好,黑咕隆咚的,滴沥嗒拉的,放不下一张书桌,儿和女,一年四季趴在冰冷的青石门槛上就着瓦檐沟漏下来的一点光亮写作业。那要人命的破房子早晚要倒下来吃人,她不能让娃们被它吃了。也不能让自己被它吃了,要那样,儿和女,就没有娘了。
山里的春天,金银花开得真多啊。嚓嚓嚓,一口茶的功夫,她连枝带叶采了一大篮。
晌午,儿和女牵着手从学校回来了,娘儿三围着篮子一起摘金银花。
儿子是小的,七岁,带着古老的银项圈,是外婆传下来的。女儿大点,眉眼像极了娘,连小脸上的那点不笑的沧桑都像。三个人,一双大手、两双小手,一朵朵地摘,放到小簸箕里。
那场景很安静,静到我听见了世上最稀有的一段对话——
儿问:妈妈,一朵金银花能卖多少钱?娘答:一朵花卖不出来钱。
儿再问:那要多少才能卖出来钱?娘再答:要很多金银花,晒干了,一斤能卖15块钱。
儿三问:那15块钱能买多少砖呢?娘三答:一口砖3角钱,15块,你们俩帮妈算算,能买多少砖?
大点的女儿没有动。小儿子听话地从书包里掏出纸笔,趴到青石门槛上算起来,一溜清鼻涕挂下来,掉到古老的银项圈上……
突然想起在一本书里读到的一个诗人的几句诗:穷人的大事多么寂静/责任又是多么重要!……顺从无休无止/羞辱无人知晓/难以想像的薄暮/在风雪里冻结……
村庄在山里。村庄很寂静。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中年妇女坐在晒场后的屋檐下剥青豌豆节。
房子大多是青灰色,保持着老式的建筑模式。从第一排屋子与屋子间的巷道进去,迷宫似的,后面的房子一家连着一家,从一家的门可以串进很多家的门,中间连接的是窄窄的青石板路。梅雨天,到处湿漉漉的,整个村庄感觉很凉。
算来,统共三十几户人家,听说有六七户没了男人。那些走到半道当了逃兵的男人,或死于肝病、胃癌、心肌炎,或到外面谋生意外丢了命。还有一个听说是误吃了从山里采回来的毒蘑菇,一时找不到车送医院,耽误了时间,没救过来。这样一来,村子里就有了六七个带着孩子老人生活的寡妇。她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特殊称谓:单亲母亲。她们的家叫单亲母亲家庭,多半是贫困的。
村子里的一个单亲女人被我们的摄像机惹哭了。
她一直在流泪。是那种不出声的流泪。泪不多,窝到眼眶里,拿手背擦去。隔一会,又窝了些,将滴却滴不出,再拿手背去擦。后来,擦得手背、眼眶、睫毛到处都湿乎乎的。还是流。到这会只好拉长衣袖去擦。这种流泪法真要人命,像没有力气似的,又宛若泉眼滞涩就要干了,却老也干不透。
她被找来迎候我们的时候,眼睛和脸上还是干干的,流露出山里女人不用提防的拘谨和怯怯的善。没多久,到了她的家里,我们七问八问,摄像机在她和一双儿女挤住的黑屋子里扫来扫去,又照她低头开门进门的样子,举一根粗木棒到狭窄的廊檐下去拨开一盏15瓦的白炽灯开关的样子,在一个被称作厨房的黑暗角落里收拾碗筷的样子……一来二去,她就开始流泪了。
黑屋子的房梁垮塌了一根,悬在一张吱嘎嘎的床上面,跟着它一起吊下来的还有黑黑的扬尘、草须、碎报纸……
年过完后,她跟了个男人。村里有的人说她不值,都守了七年了,女儿今年十四,再守几年就出头了。有的也说一些别的,很不好听。
七岁的儿子懵懵懂懂的,从此跟她有点拗。但十二岁的女儿却知道,妈妈带他们姐弟出门的那天,是他们住的黑屋子的房梁垮塌下来的第三天。
那个男人是附近湾子的,老婆得病死了,有儿有女,还有一幢半旧的房子。
听说有一个口头协议:两人搭伙过日子,男人帮衬着女人种地,女人帮衬着男人料理家屋,各养各的孩子,各做各的家。
这是叙述起来很无趣的故事,与我们的摄像机寻找的主题无关。
只是那个女人,自打流开了奇怪的眼泪,就再也没有收住。我们的车子离开时,她勾着头站在村口,依然拉长了衣袖口在那里擦。这导致我们的车子开出村庄至少有十余里了,车内还没有人说一句话。后来,大概是司机感觉太闷了,打开了车里的音乐。竟然是我熟悉而又喜欢的一首外文歌曲,歌名是《我需要你》。第一次听它是在电视里——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放的“帕瓦罗蒂和朋友们的演唱会”里的一首歌:《我需要你》,由男孩地带合唱团演唱。后来,我从网络下载了这首歌,听过无数遍,能够准确地说出译成中文的歌词大意:当我哭泣时,你为我擦去泪水;当我寒冷时,你会握紧我的手;当我迷茫时,你带我找到回家的路……
那个山里女人,她可能一辈子不会知道帕瓦罗蒂、男孩地带合唱团,一辈子不会听到也听不懂那首震撼人心的歌,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说出“我需要你”。她只是扯长了袖口擦眼泪,擦她自己无法畅快地流出却又干不透的眼泪。
艾芸,本名彭爱云,湖北大冶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月末,做过护士、记者、副刊编纂、妇联干部,现供职于大冶市政协,著有散文集《期待一粒雪的冬季》。